希德·阿里去同義大利公使，同穆夫提和他的巴勒斯坦流亡人士組成的影子內閣，以及同號稱“四大金剛”的四名上校的野心集團攜手合作。

英國最後拒絕伊拉克政府關於巴勒斯坦的建議之後大約一星期，曾在6月份陪同努裡與土耳其政府磋商的納吉·舒卡特再度前往安卡拉，這次名義上是為了治病，但實際上是同馮·巴本商量。他在10月28日才返回巴格達；23日，德國政府和義大利人一致行動，在阿拉伯語廣播中宣佈他們對阿拉伯人的友誼，他們祝願阿拉伯人萬事順遂，繁榮昌盛，並對阿拉伯人的獨立鬥爭表示關注和同情。英國政府於是懷疑拉希德·阿里同軸心國的一些代表關係密切，接觸頻繁，懷疑他正在密謀策劃，重新挑動一次巴勒斯坦騷動並與德國恢復外交夫系。因此，到11月末，英國大使巴茲爾·牛頓爵士受命極力勸說攝政要努裡辭職，並勸說攝政趁此時機扶植一位比拉希德·阿里更加友好的首相。然而，攝政和努裡都懾於極端主義者的勢力，尤其是統率駐巴格達四周的部隊的薩拉赫丁·塞巴格，因此他們暫時採取觀望態度。拉希德·阿里此時對英國大使保證他對盟國的忠誠，並否認有關納吉·舒卡特在土耳其同德國代表會晤以及有關同德國恢復外交關係的建議的傳聞。英國人懷疑他在拖延時間，以俟軸心國對他所提出的軍事、財政和經濟援助的要求給予答覆。根據可靠的權威訊息，可以相信他已經提出上述要求。因此，他們明白表示，伊拉克政府在同義大利斷絕外交關係以表明它對盟國的忠誠以前，不能期望獲得英國的經濟援助。12月15日，努裡給拉希德·阿里一份備忘錄，指出美國和土耳其兩國政府最近均對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傾向表示關注，並極力主張內閣對維護同英國所訂盟約這個已經公開宣佈的政策，有合作的必要。他希望藉此促使內閣倒臺；但他認為本來會支援他的兩位大臣卻使他大失所望；接著拉希德·阿里在接到攝政要求他辭職的通知時當著塔哈·雜湊姆和財政大臣納吉·蘇瓦伊迪之面告訴攝政，政府已決定留任。他於是對財政委員會發出一份有關政府對外政策的宣告，在承認與英國有結盟關係的同時，他又說同“其他友好國家”正在加強和諧的關係。

到了1941年1月中旬，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拉希德·阿里已從軸心國那裡獲得了保證，而穆夫提的秘書則被秘密派往歐洲同它們進行談判。但在這個時刻，儘管攝政的干預並未如願以償地引起內閣垮臺，但這種干預卻的確使努裡、塔哈·雜湊姆和其他三位大臣離開了內閣。拉希德·阿里向各方面謀求支援，終於同“四大金剛”聯合起來，在以一次新的軍事政變的威脅為背景的條件下，試圖以他所提名的人員組成新閣。然而，議院內正在發展的反對派現在又得到剛辭去職務的幾位前大臣的支援而加強，形成了透過不信任案的威脅，根據憲法規定，那是可以使政府倒臺的。攝政拒絕拉希德·阿里解散國會的要求；為了避免受到強制要挾，他離開首都，前往位於首都以南九十英里的迪瓦尼亞，得到當地駐軍司令易卜拉欣·拉維的保護。由於受到這番挫折，拉希德·阿里在1月31日辭職；2月3日左右，攝政返回巴格達，塔哈·雜湊姆組成新閣。

這些事件給英國政府的教訓是，它駐在伊拉克的外交代表如果是一位具有專家資格並對伊拉克人民的風俗習慣、性格和語言有豐富經驗的大使，那末，他會更有效地代表英國政府。因此，英國政府在2月13日宣佈任命基納漢·康沃利斯爵士為大使，他畢生在中東任職，1935年退休之前曾經擔任過伊拉克內政部顧問達十四年之久。可是，任命發表後整整七個星期的寶貴時間過去了，他才遲遲於4月3日飛抵伊拉克。3月底他路過開羅時，韋維爾向他明確指出，為了恢復伊拉克的秩序而要從中東抽調任何部隊是十分困難的；但同時他與陸軍中將奎南商討了對策。為了達到使伊拉克恢復秩序的目的，有可能要從印度抽調部隊，而奎南中將已被選派為這支部隊的司令。在此期間，塔哈·雜湊姆使“四大金剛”就範的努力已完全失敗；同時，拉希德·阿里周圍的文職政客一直活躍非凡，看來他們不僅誇大攝政對“四上校”所懷的敵意以嚇唬這四人，而且呼籲這四人為了國家的利益去反對攝政，以免終於站在英國一邊捲入戰爭。

3月份，已被任命為外交大臣的陶菲克·蘇瓦伊迪首途赴開羅同艾登會晤，後者在不久前重新被任命為英國外交大臣後正再度訪問中東。蘇瓦伊迪回到巴格達後，內閣在3月26日決定首先拔掉“四大金剛”中勢力最小的一個，它根據攝政的指示，命令他和易卜拉欣·拉維對調職務；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