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兇手（一個笨蛋）在伊拉克軍事當局審問下所作的口供，薩比赫·納吉卜（據說他在一次酒醉時曾辱罵過拉斯坦和什葉派）以及其他政界顯要被捕。一個包括伊拉克刑事調查局的英國顧問在內而以一位素有清名的伊拉克法官為主席的調查委員會根據大多數的意見裁決，沒有證據表明受控的那些政界人物是有罪的。這個時候，努裡感到他一方面受到什葉派教徒和一些軍官的壓力，前者希望為已故的拉斯坦報仇，後者則與薩比赫·納吉卜懷有宿怨而要清算舊賬；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三位大臣的壓力，他們要求釋放那些被告。在進退兩難的情況下，他於2月18日辭職，遺下的真空幾乎引起兩個敵對的高階軍官集團統率的部隊之間的火併。在這個緊急關頭，年輕的攝政在2月21日授命努裡重新組閣。努裡得到這兩個敵對集團中較強一派的支援，於是遵命組閣。然而，他只答應在涉嫌的政界人士受審期間任職。除薩比赫·納吉卜外，他們全部獲釋，納吉卜則因其“言語容易引起仇恨情緒與紛爭”而被判處一年徒刑。一般認為，這個判決不過是為了安撫什葉派教徒和納吉卜在軍隊中的私敵；然後，努裡就辭職，讓位給以拉希德·阿里·吉拉尼為首的新閣。

此人是一個古老的貴族之家的後裔，1892年生於巴格達，經過在當地的法律學校畢業後當過法官的途徑而在三十二歲的早年首次當上大臣。弗雷亞·斯塔克在描述他的時候，說他是一位“工作努力、言語動聽的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他野心勃勃，不顧一切，經常在激烈辯論時作出當時確是真誠、但以後卻無法履行的保證”。上面提到過的一位有地位的權威人士曾經這樣強調過他的魯莽：當他登上高位的時候，他還幾乎不曾出過國門，對伊拉克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因此他也就無法看出他的政策和措施將會造成的後果。他不是一個因為抱著民族主義或反英態度而在伊拉克政界出人頭地的人：他的突出之處在於他是個毫不剋制的人。努裡儘管不喜歡他，卻仍在1938年12月為他謀到宮廷總管的職位；但人們認為，由於處在這個有利地位，他的影響曾有助於阻止伊拉克象努裡所盤算的那樣，在英法對德宣戰之後也對德宣戰。到了1940年3月，努裡似乎已經拿定主意，讓拉希德·阿里當政比不讓他當政要少些麻煩，因此就在上面所說的情況下一手策劃，讓他當上了首相；然而，這樣一來也正好顯出了努裡的弱點，他製造了一個局面，事後又證明他自己無力加以控制。

新政府在人事方面沒有多大變動，努裡仍然主持外交部，塔哈·雜湊姆蟬聯國防部。公開宣佈的政策還是同阿拉伯人民、英國以及薩達巴德公約各簽字國保持友好。但具有重大意義的是，新政府立即解除“戒嚴狀態”，在所謂1939年3月陰謀案發生後，努裡曾經利用它把軍官們約束在拉希德營裡面。1940年4月德國向丹麥發動進攻後，拉希德·阿里同受人支配的丹麥政府斷絕了關係；但德國人首先在挪威後來又在西線所取得的節節勝利，使得新聞界的審慎的中立態度越來越帶有反對盟國的偏向。義大利參戰後，一些意僑立即被關進集中營，但伊拉克政府仍然不顧英國大使館的抗議，拒絕同義大利斷絕外交關係，儘管義大利公使盧吉·加布裡埃利被公認是軸心國安插在這個國家裡的間諜頭子，並且還傳說他曾付給穆夫提一萬英鎊的津貼。伊拉克政府提出的藉口是，有必要同埃及和土耳其就它們的政策進行磋商：外交大臣努裡·賽義德和司法大臣納吉·舒卡特在6月25日至28日同土耳其總理和外交部長在安卡拉舉行談判。所發表的公報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但可以認為，土耳其不願斷然與義大利斷交，有助於堅定伊拉克政府的決心，繼續同英國人拖延一陣。

採取這種延宕策略是由於拉希德·阿里和努裡兩人都試圖利用戰爭局勢為手段，以促使英國政府加速實現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書，立即讓那個國家走上獨立的道路。那裡的阿拉伯人對猶太人以二比一以上的優勢佔據多數。S·F·紐科姆上校於1940年7月對巴格達作半官方訪問，伊拉克透過他向倫敦提出，願意根據這些條件宣戰。然而，剛上任的英國首相丘吉爾卻已熱切地贊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要求，主張讓他們武裝起來，實行自衛，他認為這樣就有機會把巴勒斯坦的英國駐軍調往別處，以供差遣。英國政府終於在8月29日拒絕了泛阿拉伯的建議。伊拉克政府因未能給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爭得一點讓步而陷於分裂，只不過在世人面前把這次分裂隱瞞了幾個月。它嚴重地削弱了象努裡那樣的溫和分子的影響，驅使野心勃勃、渴望成為巴勒斯坦解放者而被歡呼喝彩的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