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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4年6月起至1946年6月選舉時止，共有四屆政府先後當政。1944年12月組成的博諾米第二屆內閣內有共產黨人，但不包括行動黨人和社會黨人；組閣時斯福扎的任命又一次遭到英國人的否決，這次否決適值希臘和比利時也都在發生政治糾紛，加在一起促成了整個這次戰爭中英美之間最嚴重的意見分歧之一。北方解放後，行動黨人費魯喬·帕裡組成了一個遠較博諾米政府為左的六黨內閣，帕裡是抵抗運動最傑出的領袖之一，他的背後有義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員會這一強大的（雖然是短命的）權力機關的支援；但是，由於自由黨人轉而反對他，也由於他自己作為政治領導人缺乏經驗，終於在11月24日被迫辭職；12月10日，天主教民主黨領袖阿爾契德·德·加斯貝利沿著比較保守的方向改組了“六黨執政”政府，特別在經濟政策方面是如此。

“六黨執政”有著某些明顯的不利條件：各黨不管其實力大小，在內閣裡都佔有同等地位，而且各黨間平衡得非常均勻，甚至有一個時候一位正統派的經濟學家在國庫部負責總的經濟政策，而一位共產黨人則在財政部主管稅收。而且“六黨執政”的時候，正是日子很不好過的戰爭最後一年和繼此之後的那段幾乎可以說更使人痛苦失望的時期，那時重建工作剛在困難重重中開始，而舊時代的種種腐惡已在悄悄地死灰復燃，來嘲弄抵抗運動所抱有的很高期望。這個時候最危險的特徵是左派和右派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這不僅是由於共產黨的鼓動，同樣重要的也是由於貧困和社會不公正這樣一些無可迴避的事實。必須處理的首要問題之一是游擊隊員的復員。游擊隊員中有很多人，也許多達五十萬人，只是偶爾幫助過一下抵抗運動，或者參加得很遲，只來得及趕上最後總起義，或者甚至更遲；但是也有二十萬左右男女隊員，服務於抵抗運動的時間相當長，相當負責，足以稱得上“戰鬥的游擊隊員”。政府對待他們並不是很慷慨的，也沒有能及時地關心解決他們的疾苦。左派堅持要把大量這樣的游擊隊員吸收到輔助警察部隊或陸軍中去（雖然軍事當局怕共產黨滲入，極不願意吸收他們）。許多游擊隊員，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話，是樂於重返平民生活的，但是抵抗運動裡當然也有恐怖分子和帶槍的好鬥分子。而且，游擊隊員的裝備有許多始終沒有上交給盟國或義大利當局，據信這些裝備被那些遍佈於義大利北方的共產黨人和右派游擊隊藏匿起來了。

在可能舉行地方選舉以前，市長和市政委員會是由各省省長征得民族解放委員會同意後從六黨黨員中選拔委任的。然而，省長們自己是由盟國軍政府或義大利政府任命的，他們中間有些人是職業文官，同當地的抵抗運動毫無關係。盟國軍政府據說甚至任命過這種人去接替代行省長職權的抵抗運動領袖，或比這更糟，還任命過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為重建正常的議會制政府和準備選舉的第一步，政府召開了一個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於1945年9月25日在羅馬舉行。協商會議的成員是由所有各個黨（不限於參加民族解放委員會的那幾個黨）、各個工會、各個專業人員協會以及退伍軍人組織等提名的；某些反對法西斯的前議員也被邀參加協商會議。可是，在協商會議和市政委員會之外，民族解放委員會在各省市中的組織系統網實際上形成了另一個臨時行政機構，對國王和政府一直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的確，根據與盟軍達成的協議，北部義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從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國軍政府接管時為止，曾經統治過倫巴第。民族解放委員會中佔支配地位的各黨——共產黨、社會黨和行動黨——原希望在未舉行大選以前讓民族解放委員會行使廣泛的行政權和立法權，甚至司法權；但是，為減輕右派的顧慮起見，於1945年6月間達成了一個妥協方案，商定即使在選舉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員會也只應有諮詢的權力，而在選舉之後就只能保留這些委員會作為黨派間的一種聯絡機構。1946年7月經作出決定，索性把它們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離主義也是一個不能不估計在內的問題。在西西里，以安德里亞·菲諾基阿羅…阿普里爾為首的分離主義運動，在某幾個負責民政事務的西西里裔美籍軍官的贊助慫恿下，顯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