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蘇聯政府聲稱那些逃入西德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難民是蘇聯的公民。當蘇聯施加壓力要求把他們送回去時，英國人和美國人拒絕遣返那些不願回故國的人。1946年3月，美國政府把遣返協定解釋為只適用於那些“既是公民又確實是在1939年9月1日那一天定居在蘇聯的人”。

波羅的海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地位問題，在1946年7月和8月舉行的巴黎和會上被提了出來，而且在這次會議上，美英兩國代表都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政策。蘇聯代表帶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個蘇維埃共和國的代表一起出席會議，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對。後來，他們甚至被允許參加辯論。正如一位記者在當時指出的，可以認為這是蘇聯政府一次外交上的勝利，它也許可以被解釋為美國人和英國人預設蘇聯政府的論點。

然而，在1946年末的幾個月中，美國政府和蘇聯政府之間在承認前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外交代表的問題上，繼續發生麻煩。代表1939年以前的立陶宛的那位“大使”在華盛頓被邀出席了一次正式外交活動之後，《真理報》上登載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國務院有“愛好政治殭屍之癖”。

到了1946年末，已很明顯，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波羅的海國家是不會有可能再成為獨立國家的了。可是，美國政府的官方態度對當初三國變成蘇維埃共和國的經過情形老是耿耿於懷，而且甚至拒絕在事實上承認它們。至於在法律上給予承認的前景就更加渺茫了，因為那首先得有相當充足的證據，證明三國政府不僅實際上是有效的，而且還具有“建立在人民贊成基礎上的有效性，因為一般說來，只有人民贊成才能保證其長期有效”。

第二節　紅軍再度佔領波羅的海國家

自從1941年6月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德國人入侵俄國的代號）的那個時候起，波羅的海地區一直處在德國人的佔領之下，同被佔領的白俄羅斯一起組成德國的奧斯蘭行政區。在鎮壓了由滿懷希望的立陶宛愛國者們在紅軍剛撤退時成立的立陶宛獨立政府之後，德國東部佔領區事務部長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領導下的當地德國行政當局並不裝點什麼恢復波羅的海各國獨立的門面。戰爭頭幾年中納粹的政策是有計劃地利用這三個國家的經濟來為德國戰爭機器服務。對農產品的需求很大，人力被徵集去德國做工。德國人還由於實行了他們打算把德國人重新定居在那裡的政策中的幾個步驟而激怒了立陶宛人。1941年實行的“自治”顯而易見是為德國人的直接控制裝點門面，而且這一點不久就很明顯，即德國人主要是想利用這些自治機構來推行德國政策中一些最不得人心的方面。在較低階別上使工業“恢復私有化”方面，以及在消除蘇聯經濟政策的影響方面取得過一些成就，但是當德國人把蘇聯政府在1940…1941年間設立的那一套統治機器轉為己用時，連這一點有限的成就也化為烏有了。他們打算把波羅的海國家的人力征集到武裝黨衛隊去的企圖，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取得了幾分成功，但在立陶宛卻遇到了頑強的抵抗。

在1942…1943年冬天紅軍反攻時，德國在奧斯蘭的殖民政策發生了變化。佔領當局在加緊從當地的農業和工業經濟中榨盡一切好處的同時，又試圖爭取當地人民的支援。他們一再發出警告，強調蘇聯再次入侵將會帶來的後果，德國官員們發瘋似地向人們保證，說在波羅的海地區將堅守到底。甚至還提出了一些關於將來實行自治的含糊其詞的許諾。在立陶宛進行了三次動員的嘗試都遭到失敗之後，德國人採取了一個極端的步驟，竟允許立陶宛人自己組成地方“自衛”隊，以對付“匪徒”和“布林什維克分子”。德國人作出這樣的讓步，就是預設立陶宛遊擊運動的力量。隨著俄國軍隊的推進，遊擊運動在奧斯蘭全境，特別在白俄羅斯發展著，給德國行政當局造成很大麻煩。而且，德國人的報復措施愈嚴厲，游擊隊員對德國佔領當局的仇視也愈甚。到了1943年末，很明顯，德國人已經失去了開頭時可能得到過的東西——波羅的海一帶當地大多數居民的支援，而且同樣很明顯，他們不久將會非常需要這種支援。

1944年2月紅軍對納爾瓦戰線發動進攻的前夕，蘇聯開始了一個宣傳運動，來為“解放”波羅的海沿岸各蘇維埃共和國給世界作思想準備。就在開展這個運動的同時，蘇聯政府在2月1日作了一個不尋常的姿態。蘇聯最高蘇維埃在聽取了莫洛托夫的報告後，批准了一項措施，授權各加盟共和國成立各自的外交部和國防部。雖然這種名義上對自治的讓步並不意味著波羅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