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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萊權力的這一新的擴大成為一種訊號，德國及其佔領區內的報刊隨即發表了大批文章和講話，強調德國人、荷蘭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之間的關係，並且鼓吹要建立一個以這些人民和其他“日耳曼族人民”組成的牢固的“日耳曼人聯盟”為基礎的新秩序。《褐衫隊》這時熱情地採取的這一思想並不完全是創新，實際上，這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源於日耳曼人國家本身。例如，1942年2月，吉斯林（他在2月1日成為挪威親納粹政府的首領）曾經向希特勒獻策，主張把歐洲的領導權交給在德國指導下的一個“大日耳曼聯盟”。這個聯盟將由一個定期在柏林召開會議的“日耳曼聯盟理事會”予以管理，並由聯盟的一支共同的陸、海、空軍來提供防禦。吉斯林期望得到希特勒贊同的答覆——結果卻杳無音信——於是把自己的挪威黨衛隊組織（即“SSNorge”）改名為“日耳曼挪威黨衛隊”，同時聲稱它是“大日耳曼黨衛隊的一個小隊”，將“貢獻其一份力量向各日耳曼族人民指出走向一個嶄新的未來的道路，併為一個日耳曼大家庭打下基礎”。吉斯林還鼓勵在挪威全國發行一篇由克努特·克努松·菲恩寫的專題理論性文章“日耳曼聯盟”，旨在作為宣傳日耳曼聯盟的官方指導性文獻。鼓吹成立這樣一個聯盟的日耳曼族合作者，也不僅是吉斯林一個人。在荷蘭，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領袖米塞先在1942年5月17日於海牙宣誓就任德國黨衛隊直接統率的荷蘭黨衛隊隊長的儀式上（希姆萊親自參加了這一儀式），後來又在7月31日於隆特倫發表的一篇講話裡，極力要求成立一個“日耳曼聯盟”。米塞在這兩個場合都表示希望最終組成一支日耳曼軍隊（“新的荷蘭軍隊”將是這支軍隊的一部分）來保衛“日耳曼各族人民的聯盟”。他認為，這樣一個聯盟應是建立新秩序的第一步。然而，這個聯盟將不是德國某些報刊和電臺評論員所鼓吹的那種緊密團結的組織，而是相當獨立的“日耳曼族國家”的一種廣泛的邦聯。

在德國方面，納粹發言人也討人歡喜地提到使日耳曼族國家同德國聯絡在一起的種族關係。在挪威，特博文（1940年4月以後的德國專員）力圖強調挪威人“不是波蘭人或亞洲的布林什維克”，而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同德國人有著“共同血統”的“民族”。他還說，因此他認為“促使德國人和挪威人作為平等的夥伴在一個日耳曼大家庭內團結起來”是他的使命。在荷蘭，賽斯…英夸特好多次都力圖說明，沒有把荷蘭置於軍政府管制之下，而由一個德國專員來治理，這是因為它是一個日耳曼族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他這樣希望）不久將準備並樂於為建立一個新歐洲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樣，在丹麥，諾爾…斯勒斯維的德國人領袖帕斯托爾·施密特表示，正因為認識到斯堪的納維亞人“血統相同”，德國人才決定不在北方擴大其征服區，這同他們在東方進行的廣泛的進攻適成對照。其他人士則著重指出，所有日耳曼族國家都將獲得參加這場重大的東征的機會。就在這時，荷蘭為了發展在東方地區的民族利益，宣佈成立了荷蘭東方中隊。的確，這件事或許不止是一個巧合，然而，突出的是，希特勒本人對於在俄國建立大片非德國人的殖民地顯然並不十分熱心。

在德國本土，有一時期，納粹當局即便的確未曾加以鼓勵，卻給予日耳曼族內奸團體相當的自由，容許他們向在德國工作的本國工作人員進行宣傳，儘管對其他親德組織的活動則嚴加取締。舉例而言，根據海德里希（當時的保安警察和保安處頭子）1941年9月3日和12月6日釋出的兩道命令，挪威民族統一黨、丹麥國家社會主義勞動黨、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佛蘭芒民族同盟和比利時雷克斯運動等組織的代表，都明文規定不受那項取締外國政治組織在德國境內活動的禁令的限制。同樣，屬於“國家社會主義瑞士聯邦”和“大德意志瑞士聯邦”的瑞士國民也可以舉行集會。另一方面，當駐柏林的斯洛伐克公使館要求德國當局同意在德國設立一個格林卡黨國外辦事處，以便把德國境內的五萬名斯洛伐克工人組織起來時，這個要求竟遭到拒絕，理由是，德國政府認為，在戰爭時期採取這樣一個步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