擻�1942年3月推行），把比利時工人放逐到德國去，強迫礦工在禮拜日工作，以及沒收教堂的大鐘。儘管這些抗議得不到德國人的回答，但是，由於教會在比利時具有強大的勢力與影響，它們在維持比利時的民心士氣和抵抗意志方面卻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一個培養抵抗精神並使之見諸有效行動的非常有影響的地方是大學。在列日和根特的國立大學裡，德國人透過吉斯林式的教育部秘書長比在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或洛文的天主教大學裡更易於貫徹他們的意志。布魯塞爾大學因為反對任命吉斯林分子擔任教授，同德國人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後，被關閉了（1941年12月），學生則由其他大學吸收去了——主要是洛文大學，它很慷慨地免除了這些學生簽署通常是強制性的皈依天主教的宣言。1943年3月，德國人頒佈了一項新法令，強迫大學一年級的全體男女學生報到，參加六個月的體力勞動。而且，今後凡是沒有先參加過至少一年勞動的人，一概不準註冊進入大學。根特和列日的大學舉行了罷課；校長拒不合作，甚至經過幾個月後，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學生報到。洛文大學的校長範·瓦埃昂貝格斷然拒絕答應德國人提出的交出學生名單的要求，因此被判監禁十八個月。他的英勇的反抗在比利時人民中喚起了最為崇高的敬仰和熱情。

在佔領初期的抵抗活動中樹立優良榜樣的另一個很有影響的團體是比利時的司法部門。但是，他們後來同德國人的妥協儘管是迫不得已的，卻引起了人們很大的失望，並使他們早期抵抗活動的榮光暗淡了。的確，在佔領的頭兩年中，德國人和比利時的通敵分子部感到司法部門是實現他們計劃的主要障礙。首先，上文已經提過，國王在投降那天所諮詢的那三個法學家作出的決定，使得在倫敦的皮埃洛政府成為比利時唯一合法的政府，從而無法成立任何一種稍具合法外表的吉斯林政府。其次，早在1940年秋，另一個法學家團體立法委員會正式宣佈，秘書長的立法權是有明確限制的。其結果是很多訴訟當事人都在法庭抨擊秘書長所作出的決定。最後由最高法院透過一項判決（1941年4月7日），宣佈秘書長所作的決定大都是不合法的。這時，馮·法爾肯豪森進行了干預，他下令（1942年5月14日）禁止法院有權質問秘書長頒佈的法令是否合法，參加這類案件的一些律師也遭到逮捕。1942年7月4日最高法院同秘書長們達成了一項協議。根據這項協議，秘書長們可以作為一個“團體”集會與立法，但是當羅姆塞於12月自動地頒佈一項重要命令時，又發生了衝突。布魯塞爾上訴法院的法官在裁定由於這項命令所引起的一樁案件時，宣佈這項命令是非法的。德國人於是逮捕了這些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接著舉行罷工以示抗議。德國行政長官雷德爾迴避問題，頒佈了一道命令，使阻撓司法部門重要機構的活動成為一項罪行，最終可以判處死刑。於是罷工停止了，德國人釋放了被逮捕的法官，雙方就秘書長的權力問題暫時達成了一項妥協辦法。

也許因為是最常使用，所以最為有效的抵抗武器，就是那些秘密報刊。這些秘密報刊僅就其數目之多（約二百種）和內容的多式多樣來看，確實是令人可畏的。德國人已經控制了公開發行的報刊，使之掌握在吉斯林分子手中，從而完全改變了它們的方針，為德國人的宣傳目的服務。因此，迫切需要出版一些新的秘密報刊來抵銷德國人主辦的那些報刊，重新恢復全國的民心士氣，並把少量的、可以依靠倫敦廣播電臺播送的一般新聞以及大量國內訊息提供全國，同時還指示可以在何處和怎樣進行最為有效的抵抗。秘密報刊最大的力量來源在於它們不是集中在一處的——全國所有的城市幾乎都有它們自己的報紙——但是，由於大量發行顯然有困難，這樣做既是出於需要，也是非如此做不可的。另一種力量的來源是秘密報刊內容的多式多樣，這是比利時國民性格的較為直接的反映。它們幾乎迎合了各方面的興趣，幾乎可以看到各種政治色彩的東西。各報之間經常展開純政治性的論戰，但是大家都認清了共同的敵人並與之戰鬥，而且在秘密工作的實際問題上都共同合作。

至於比利時一般公眾的抵抗運動，它的發展並不象它的組織起來那樣緩慢。甚至在早期個人抵抗的形式——如故意使行政工作與警察工作發揮不出效力，在工業生產中採取“怠工”的策略，對德國人普遍採取敵視態度等——故意使德國人的控制機器疲於奔命，使德國人在掠奪中不能得到全部利益，並促使他們對自己最後的勝利感到不安和懷疑，這些方面倒也頗有成效。而且，很多個人的明顯反抗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