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團體，在奧塔湖上參加了菲利波·貝爾特拉米的隊伍，後來變得遠近馳名。共產黨領導人莫斯卡泰利不久成了塞西亞地區的統治者，他在那裡的權力地位直到戰爭結束幾乎都沒有中斷過。游擊隊集結在利古里亞的亞平寧山中某些陣地上，逃出來的英國軍官特別在這裡（不過也在其他地方）成了很好的指揮官。威尼西亞的局勢一直很緊張：這裡是對德國交通十分重要的交叉路口，但也是鐵托和義大利游擊隊之間的通道（在南斯拉夫的義大利士兵，有些人在義大利停戰後參加了鐵托的部隊，他們之間當時的確有一種真正的兄弟情誼）。總之，威尼西亞在傳統上是激烈反德的。

米蘭成了上義大利的政治大本營，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通常總在那裡開會。象在羅馬以及後來在成立有民族解放委員會基層組織的所有較小的地方那樣，義大利北部民族解放委員會至少包括五個政黨的代表，其中共產黨和行動黨幾乎總是最強有力的。米蘭委員會尤其是這樣，這兩個黨在那裡的領導人分別為路易吉·隆哥和費魯喬·帕裡。其他三個黨是自由黨、社會黨，以及那個起初行動消極、態度不明的天主教民主黨。社會黨一直有分裂和猶豫不決的跡象，而天民黨則在布里西亞力量最大。附帶提一下，各支游擊隊伍往往是相當含糊地憑政治色彩來區別他們自己，最普通的總是共產黨的加里博迪支隊或是行動黨的“正義與自由”支隊，甚至沒有真正群眾基礎的自由黨，也提供了佛朗奇支隊和後來的復興運動支隊。

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主要政治任務是為游擊隊籌措金錢和給養，破壞工業生產，以及發行秘密報刊。起初，皮埃蒙特第四軍的遺產，就是金錢和武器兩者的主要來源，瑞士的朋友也提供了一些金錢。有些工業家也以食品和鞋襪來幫助游擊隊。米蘭和其他地方的法爾克大鋼鐵廠是由德國人供給原料並嚴加控制的，該廠的恩里科·法爾克同工人一起密謀，把生產減少到最低限度。其他一些廠主也有這樣做的。米蘭和都靈所有較大的工廠的工人，都善於利用某種好象有理的經濟藉口展開短期的靜坐罷工。鑑於德國最高統帥部越來越依靠義大利北部的工業生產，這種破壞活動就很重要了。1943年12月和1944年3月在米蘭以及1944年6月在都靈，也發生歷時較長的罷工，當時菲亞特廠的工人就這樣成功地使當局未能把菲亞特工廠遷往德國。罷工當然是嚴格禁止的，罷工者總要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可是義大利北部這些工人如此團結一致，以致德國軍事當局不敢採取行動，唯恐達不到他們的目的。他們總把儘可能多的勞工送往德國，因為在那裡比較容易施行高壓手段。

為了表達抵抗運動的願望，義大利人很快就辦起了豐富多采的地下刊物，某些傑出的作家和記者全向這些刊物投稿。印刷機和工作人員常常真的被發現了，或者差點被發現，可是迅速便安排好轉移。在這方面，象抵抗運動的所有其他工作那樣，一個人遭到逮捅，立刻就有另一個人頂替。所有的政黨這時都儘可能按期發行它們的報紙，某些遊擊中心也出版自己的報紙。地下刊物還傳播德國人和新法西斯分子想要查禁的訊息。在北部，恩佐·博埃裡就是收集和散發訊息的人士之一。1943年11月初，在那不勒斯成立了一個團體叫做“義大利抵抗組織”，後來發展成一個重要的情報機構，在義大利南部的盟國軍隊和北部的抵抗運動之間逐步設法建立越來越多的聯絡線，這方面的中心人物就是雷蒙多·克拉韋裡。

1944年5月間，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權向游擊隊提出“最後建議”，要他們投降以求得寬恕。它還威脅說，此後凡發現攜帶武器者將立即予以槍斃。這項“建議”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這時候大勢已定，不過在盟軍於1944年6月4日進入羅馬時，中部和北部的戰鬥幾乎還沒有連線起來。在外面世界上，這件事因盟軍攻入法國而立即無聲無息了，可是在義大利，把德軍趕出羅馬的心理影響卻是深遠的。凱塞林在6月17日的一項命令中強調指出，“義大利戰區，特別是義大利中部，”情況日益惡化，德佔區和義大利解放區之間的鴻溝已不再是象深淵那樣張著大口了。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覺得，新成立的博諾米政府比巴多里奧政府更可以信任。米蘭的領袖們要求應該派卡多納將軍來協調民族解放委員會的軍事工作。這位將軍在1943年12月和1944年1月間已經秘密訪問過米蘭的上義大利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員。8月間，他又被空投到他們那裡去，接過了協調戰鬥的游擊隊這項極其複雜的任務，這些游擊隊從這時起已改稱“自由義勇軍”。盟軍已經大規模地向他們提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