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政策的完全一致，不久便對荷蘭人民產生了一種重新振奮的影響。這種發展的明顯的跡象之一就是，組織了一個新政黨——團結運動。它企圖取代舊的黨派分裂狀態，把荷蘭人民“按照荷蘭自己的特點凝成新的團結”。雖然從外表看來，團結運動具有明顯的法西斯特徵，但是它顯然是要把它的主要宗旨投合荷蘭人那種純粹的愛國的本能，這從它的曇花一現的興起（據估計，它的黨員人數在高峰時期達到了約有一百萬人），以及最後透過德國人和荷蘭納粹分子合力加以鎮壓，便可以證明。誠然，它的法西斯外衣已被解釋為一種策略性的偽裝，以便能夠更好地抗擊米塞和荷蘭納粹分子為了攫取權力而進行的陰險企圖。上文已經提到過，1941年2月，荷蘭納粹分子的挑釁激起了群眾憤怒的第一次自然的大爆發。對德國人的憤怒也開始高漲了，首先是由於德國人對猶太人的迫害日益升級，後來則是由於戰事的迫切需要使德國人對荷蘭人力和資源的剝削不斷加劇。從1941年初起，強迫男人和女人去服勞役的範圍不斷擴大。熟練工人被騙到德國去做工。1941年7月東方戰線開闢以後，荷蘭人被招募去打德國的敵人，或者把他們遷移，利用他們的務農本領去開發新徵服的烏克蘭草原。

將近1941年底時，團結運動消失了，在納粹團體中，米塞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對手荷蘭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也消失了。雖然團結運動在德國人佔領的第一階段可能起過鞏固和團結荷蘭人民的作用，但是，它的性質和目的顯然太模糊，使它無法對以後的荷蘭抵抗運動提供必要的核心和鼓舞。這種需要將由比較能同當代的思想傾向相一致的一個新運動，即荷蘭人民運動來滿足。它是舍默爾霍恩教授按照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統建立起來的，這時已成為最重要的一個地下組織。荷蘭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消失，雖然為米塞追求他的野心掃除了障礙，卻也使米塞成為眾矢之的，人民把他看作是主要的賣國賊和發洩憤怒的主要物件，這種憤怒本來是分散在好幾個方面的。因此，這兩種發展情況，其結果是從不同的方面集中了荷蘭人的抵抗力量，使之更加難以對付，更加發揮作用。而且，1942年德國人決定放棄其哄騙或威嚇荷蘭人的希望，採用了強硬的反措施，這便使人看出荷蘭人已在開始進行抵抗了。這年春天，希姆萊和他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訪問了荷蘭，親自對他們在荷蘭的代表警察長官勞特爾作了簡要的指示。5月，荷蘭武裝部隊中的軍官重新被拘留起來，並在荷蘭的重要人物中逮捕了四百六十人作為人質。他們的數目後來增加到一千人左右，第一次槍斃人質發生於1942年8月15日，當時德國人為了對鹿特丹的一次破壞行動進行報復，把五個人質處死了。秋天，由於日益害怕盟軍進攻，他們開始強制疏散荷蘭沿海的居民，包括海牙的一部分居民。荷蘭居民由於燃料和糧食短少的情況迅速惡化，已經深受苦難，這一遷移更增加了他們的困苦。與此同時，新頒佈的法令增強了德國人對荷蘭勞工和人力的控制，因此他們可以把成千上萬的荷蘭工人押送到德國去幹活——僅僅在1942年5月和6月就有不下四萬六千人。

隨著1943年這新的一年的來臨，所有這種壓迫所引起的激烈情緒開始爆發。1月間，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有幾個領導人被暗殺了，這表示出民眾對這個組織（這時已經一躍而象是具有政府的權力了）的憎恨。對佔領國的積極反抗也開始採取破壞為德國人生產的工廠以及銷燬有關即將押送出國的工人的名冊的形式。鐵路也受到攻擊，這有兩個目的：既阻礙德國人的作戰努力，又阻止或放慢押送工人出國的工作。德國人為了報復，處決了許多人質後，又在3月底對各大學發動了一次襲擊，逮捕了幾千名大學生，把他們拘留起來作為人質。1943年3月16日頒佈了一項法令，限制各大學招收學生的人數，入學的條件是要他們宣誓效忠，否則就要被押送到德國去做工。據說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學生拒絕簽字。4月裡，荷蘭的緊張狀態加劇了。4月29日公佈了德軍總司令克里斯蒂揚森將軍釋出的一道命令，勒令荷蘭武裝部隊以前的全體軍士報到，以便送往德國的戰俘營中拘留（應當記住的是，軍官們一年以前已被重新拘留起來了）。這就引起了一場新的危機。第二天，在倫敦的荷蘭政府廣播了一個呼籲，要求有關人員抵制這道命令：“不去登記……不理睬他們的傳喚。設法讓他們找不到你們！”鑑於荷蘭人民有了這種危險情緒，4月30日在全荷蘭公佈了戒嚴令，實行宵禁，並訂出了其他種種限制行動自由的規定，違者可以處以死刑。然而，在以後的幾天裡，發生了激烈的示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