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布蘭迪教授從倫敦發出的呼籲已經取得了成功。他呼籲全體忠誠的荷蘭官員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用一切辦法拒不執行顯然為了幫助德國人作戰而頒佈的種種法令。

大約就在這時，從兩個極為重要的方面掀起了一股正在增漲的反抗浪潮。首先是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向賽斯…英夸特遞交了一份聯合抗議書，並於1943年2月21日在荷蘭所有教堂的講壇上宣讀。抗議書用最強烈的憤怒詞句提到破壞正義，破壞基督教原則，迫害猶太人，把荷蘭工人押送到德國去，在荷蘭強迫服勞役，以及殺害人質等。第二份抗議書是荷蘭醫務界在1943年6月發出的。它用同樣強烈的詞句使人注意到壓迫對身心的影響，荷蘭居民的營養不良情況和由此而造成的肺結核的蔓延，以及把荷蘭糧食輸往定量較高的德國這種不公平的情況。它還提到強迫荷蘭人制造武器去打與盟軍並肩對德作戰的同胞的這種心理上的折磨。但是，德國人那種迅速惡化的戰局使他們簡直不可能傾聽人道主義的呼籲了；相反，這種形勢卻促使他們採取甚至更加殘忍的行動。在他們強迫沿海地區的居民疏散以後，看來甚至還有采取更為強烈的防衛措施的跡象。1944年元旦，米塞發表了一篇演說，他在演說中對盟軍入侵可能帶來的恐怖事情渲染得極其可怕，他特別指出，鑑於荷蘭大部分土地都低於海平面，入侵可能導致淹沒新開闢的低地（抽乾了水的沼澤地）。於是這個題目便被德國控制下的荷蘭報紙大肆發揮，企圖威脅荷蘭人民變得俯首帖耳，使他們嚇得不敢反抗，不敢與盟軍合作。後來，這種情況又有所緩和，著重在荷蘭作為抵抗歐洲“布林什維克化”的堡壘這一“足以自豪”的任務和淹沒低地作為防衛武器的價值了。的確，當這種宣傳在1944年春出現時，德國人實際上正在某些地區放水——儘管德國人試圖縮小這件事，並且對它作出最好的解釋，但是，不久便被地下報紙傳開了，使人們直接預先知道了情況。

但是，總的說來，德國人在涉及自己的利益和安全的地方就不願意直言不諱了。1944年5月13日，賽斯…英夸特釋出了一道新的命令，規定如形勢需要（即盟軍登陸），立即實行戒嚴，並規定對荷蘭人進行最嚴格的管制，以免他們在任何方面妨礙德國人。實際上，所有的荷蘭人都得執行德國人的命令，違者處死。7月間，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後不久，同荷蘭人共同負責的偽裝，由於撤銷了米塞的“諮詢內閣”而告結束。荷蘭人在德軍佔領的餘下時間裡都遭到了赤裸裸的德國軍事專制的統治。然而，當荷蘭人看到盟軍在1944年夏末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歐洲時，他們自然想到解放的時刻就在眼前了。正是在這樣的期待中，並在希望加速這一結局的到來時，荷蘭流亡政府與盟軍最高統帥部和國內抵抗運動取得了一致意見，於1944年9月17日命令鐵路舉行總罷工。這個命令立刻得到普遍的執行。在四十八小時內，荷蘭各地的火車，除了幾列由德國人自己駕駛的以外，全部停開。德國人用恐怖手段或答應給雙薪和雙份配給品的辦法都沒有能破壞罷工。但是，這時盟軍的攻勢在阿納姆遭到嚴重的挫折。德國人對自己在荷蘭仍控制著的地區加緊壓制，罷工開始受到報復，不僅對罷工的工人，而且對全體居民。德國人認為荷蘭人這時已經喪失了一切應得照顧的權利，於是開始有計劃的、無情的破壞和洗劫荷蘭國家財產。在荷蘭，被嚴寒加劇了的一個可怕的冬天開始了。盟軍頻頻轟炸，糧食、燃料和電力都極端缺乏。荷蘭最大的一些城市所在的西海岸地區的糧食儲存根據德國民政當局的命令，於1944年夏季已經減少到只夠兩三星期之用。為了報復鐵路罷工，禁止從較遠的東部農業區運送糧食到大城市，禁運直到11月8日才解除，可是到了那時，嚴寒季節業已開始，再也無法儲存糧食了。除了德國人的報復措施外，罷工也使得供應品無法運往城市，因此煤和糧食的儲備不久便告枯竭。此外，三萬名鐵路工人在罷工——連家屬在內，總共有十萬人——全都得隱蔽起來，都得吃飯。到11月，德國人開始在街上和屋子裡圍捕荷蘭人，把他們押送到德國去。由於遭受這些苦難的結果，1945年1月和2月在總人口超過二百萬的六個城市中，死亡率幾乎比1944年同期加倍。根據報紙上的報道，僅鹿特丹一地，餓死的平均每天就有四百人。

德國人沿著荷蘭南半部寬闊的河口構築了他們的防線。在1945這新的一年年初，他們仍然佔據著荷蘭的大部分地區，人口約有六百萬。盟軍佔領的地區瀕臨飢餓的狀態，而在德國人佔領的地區則是徹底的鬧饑荒。但是，荷蘭人的精神還是沒有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