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空軍力量轉而用在那種比較容易進行但是效果也較小的夜間騷擾英國平民的行動方面去。到1940年10月31日的時候，英國空軍已經贏得了1940年7月10日開始的不列顛之戰的勝利，而英國人民也已明白了這一點。早期在空戰方面的勝利，被認為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那些在日後的猛烈空襲中受害的平民都感到，即使他們個人或許會喪失生命、炸殘四肢、蕩盡財產或者不得睡眠，但是在這第二階段的空中戰役中，國家的生存已經不再有危險了。

在這個階段，使英國人計程車氣得到振奮的第二個因素是，自1940年12月9日開始，英軍在西部沙漠連續戰勝義大利軍隊，接著，在東非戰場又取得同樣輝煌的勝利。對於在非洲戰敗義大利對手的這些勝利的重要性，英國公眾的估計並不過高。他們十分清楚，他們正在自己鍛造或者向人租借的“工具”所要起的“作用”，是在歐洲打敗德國，而在任何地區，只要德國人尚未親自出馬，戰鬥就不會是決定性的，因此，戰勝德國的一個小夥伴，對決定這場戰爭的結局並不起什麼作用。儘管如此，在這種悲觀失望的時刻，能在任何地區打敗任何敵人總是件好事，英國人民受到了韋維爾將軍的鼓舞，韋維爾用例項證明了，德國人不久前一直在使用並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那種機械化部隊的新戰術，一個英國指揮官也會使用——儘管在當時規模要小一些——並能產生類似的效果，何況，他本人就是這種戰術的倡導人之一，德國參謀總部正是從這些人那裡，學到這種新的軍事訣竅的。可惜，韋維爾將軍有機會來運用這種戰術的時間很短促，但是他用以取得的輝煌成績，已經非常及時地使英國人民的精神面貌振作起來，從而對此後戰爭的發展起了深遠的影響。

這些都是促使英國人民這時“拼命苦幹”的心理氣氛。在工業生產戰線上，丘吉爾有歐內斯特·貝文為副手，貝文對最後勝利所作的貢獻，甚至可以同丘吉爾相提並論。丘吉爾在他生平的這一階段，全然超越了黨派政治的障礙，而貝文在丘吉爾的聯合政府裡所起的主要作用，正同首相一樣，是作為一種象徵，在全國範圍內把政黨間的分歧暫時擱起，以使全國的力量聯合起來。自戰爭爆發後，工黨雖然忠誠地支援張伯倫政府，但是並不對它表示欽佩或信任。而只要工黨的代表還未參加政府並擔任一些最重要的行政職務，英國就休想聯合全國的力量來“拼命苦幹”。貝文並非畢生都當議員，他對國際事務一向也不特別關心。1935年的阿比西尼亞危機，才使他意識到國際事務的迫切重要性，後來，又由於他以聯合王國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出席了1938年9月在澳大利亞召開的一個討論英聯邦事務的非正式會議——那時正是希特勒硬要英法兩國同意他提出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條件，全世界處於戰爭邊緣的當日——他對國際事務就更重視了。貝文字人出身工人，他獻身於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在這方面，他不僅獲得工人弟兄們的信任和擁護，而且還博得反對他的人們的尊敬，因為他為人忠實、坦率、勇敢、果斷，最重要的是他喜歡採用說理和協商的方式，根據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來說服對方，但是當他看到除了鬥爭別無他法時，他也決不逡巡畏縮，這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的特點。他五十九歲時由工會活動的場所調到內閣工作，不久就顯出他具有政治家的本質。貝文作為丘吉爾政府的勞工與軍役大臣，肩負著處理1940年5月22日的聯合王國（國防）緊急授權法令中有關動員人力這一棘手問題的重任。經大臣們建議，這項果斷的立法措施授權英王在諮詢樞密院後，制訂這樣的國防條例，規定為了保證公共安全、保衛王國、維持公共秩序，或是為了有效地進行英王陛下可能從事的任何戰爭，或者為了繼續提供社會生活所必需的物資或勞力，只要英王認為有必要或需要採取權宜措施時，可要求人民把他們本人、他們的勞力和他們的財產全部交給英王陛下自由處置。

這項法令於一天之內在上、下兩院逐級透過，而且為公眾所接受，公眾不但處之泰然，而且還衷心感到滿意。可是，英國政府能獲得這些權力是一回事，如何來實際使用這些權力又是一回事。貝文的成就在於，他能儘量採用說服而不採用強制的辦法，取得了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效果。在聯合王國，也許沒有別人能做到這一點。自丘吉爾而下，貝文的成就是任何一個英國政治家為了贏得勝利所能作出的最偉大的貢獻。他能有這樣成就，是因為他既能使公眾信任他，又能在一系列艱鉅的工業談判中盡人之常情，他巧妙地把這兩種特長結合了起來。

至於丘吉爾班子裡的其他成員，這裡只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