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大大擴充了波斯港口、公路及鐵路的運載能力，而且由於清除了北非的德軍，甚至相當短程的飛機也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從不列顛群島航行到俄國。去俄國的其他空中渡運航線（不過只能利用遠端飛機）開始橫貫大西洋。這些路線合起來足以補償摩爾曼斯克和阿爾漢格爾護航隊的中斷而有餘。因此，1942年聯絡俄國與西方國家間戰時經濟的這座依靠船舶建立起來的危險的橋樑，在1943年已由更加堅固的結構所代替了。

交貨的預定計劃仍舊和以前一樣，以議定書為基礎；不過，導致對蘇聯物資供應第三號議定書的談判已不成為最高領導直接關心的問題了。它和租借法管理的其他方面一樣，變成了例行公事。談判早在1943年1月6日開始；第三號議定書於1943年7月1日起生效；但由於有一些較小的調整，一直到1943年10月19日才最後簽字。

關於第三號議定書，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第一，加拿大第一次作為簽字國出現。這就是承認這樣的事實：加拿大有相當多的軍需品和糧食剩餘，願意讓與俄國；同時也是對加拿大新近自覺作為一個“中等強國”的承認。第二，使三方（或者連同加拿大為四方）資源統籌的原則比以前的議定書更為明確。在起初兩次議定書的條件下，實際上可以作相當自由的變更，根據物資是否可以供應以及俄國的意外需要而定。但這兩次議定書的措詞都允許分配一定數量的物資給俄國，只是在第二號議定書中有這樣的詞句：以“在戰爭過程中不能預見的發展”為條件。第三號議定書表明了一個更加籠統的原則：

這裡所附的預定計劃內的供應物品表，為了適應戰略的、供應的或裝運的緊急需要，依照這三個供應國家之間可能作出的決定，應將表內所列的供應品在這三個國家之間重新分配。在遇有無法預見的戰爭發展情況時，它們也有責任作出變更。如果船舶遭受損失，生產減退，或由於其他作戰需要，以致計劃無法履行時，可對供應品作必要的減少。在另一方面，如果條件許可，美國、英國和加拿大政府為了增加提供和交付的數量，將樂於隨時複審預定計劃。

這個原則只是把以前發生過的事實寫在紙上罷了，以前曾由於船舶缺乏和北非作戰需要，致使盟國對俄國的允諾不能全部履行。

還有，俄國與各供應國不是完全處於同一基礎上的。同俄國交換情報始終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第三號議定書的草擬和以前一樣，俄國提出的請求無需詳細的“使用者的正當理由”。但還是正式載明俄國的物資供應的預定計劃應反映整個盟軍戰略及供應這個原則。俄國現在已不再有瀕於崩潰的危險。從西方的觀點看來，蘇聯不再是一份反希特勒戰爭中的消耗性的資產；交付供應品給俄國不能再當作延長對納粹拚死抵抗的賭注。在主要的盟國之間，經濟關係必須與新的政治、軍事關係相一致。

這並不是純粹對俄國有所增益。不管願意不願意，蘇聯經濟已成為較大集體的一部分，主要供應品要依靠美國，而獲得供應品的交付要依靠政府間逐日進行談判和計劃。因此，在1943年中，俄國就成為西方強國的一個患難與共的、較為親密的夥伴，並且它不得不調整它的經濟，使之不僅要適合於自己的資源和政策，而且還要適合於盟國的資源和政策。這是從三十年代以來的一個大轉變，當我們注意到俄國從1943年到1944年間所發展的傾向西方國家的政治態度時，必須將這點牢牢記住。

當美國國會於1941年3月透過租借法時，它的有效期只有兩年。因此，1943年3月，租借法就需要重訂。為了作好準備，參眾兩院的委員會舉行了意見聽取會，審查租借物資管理局行使或濫用租借法所授予的權力的情況。國會和公眾的意見一般都支援重訂租借法，但有些議員要知道，美國可以從中得到一些什麼利益，他們唯恐總統過於慷慨。羅斯福的主義是：如果每個國家都將其國民收入按相等的比例貢獻於戰爭，那就不應有負債的差額存在，但這一主義——羅斯福於1942年6月在他對國會所作關於租借法工作的第五號報告中曾試驗性地提出過——並未得到普遍的承認。許多議員以及會外人士覺得，但等清償租借帳目的時候到來，美國應當獲得軍事基地和航空權，作為所要回收的租借物資酬報利益的一部分。

1943年3月，國會熱情地簽署了租借法，使總統左右有一些人相信——大概也使羅斯福本人相信——這是澄清租借法理論的一個好機會。每個經濟學家都知道租借是不會大規模償還的。因此，在1943年8月25日以總統的名義提出了“關於租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