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究竟應把德國還是俄國當作主要的敵人。達拉第看到自己這時要對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輿論動向，就敏銳地堅持，一切質詢，無論是芬蘭問題，或是對戰爭的總的指導原則，均應在當時當地提出，不得休會，以免他的政敵藉機集聚力量。隨即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激進社會黨幾乎佔絕對多數的勢力，表現在參議院以二百三十六票對零票宣佈信任政府對戰爭的總的指導原則，但同時也強烈要求它更有力地進行戰爭。不過，也有六十票棄權，這暗示了相當程度的無言的不信任。

國民議會的議員們想當然地認為，在參議院3月13日投票以後，總理將會著手在內閣中進行一些更動，這些更動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國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擔，讓他能騰出身來傾全力於總的政策指導。人們認為，倘若先前有一個專職的外交部長，法國在芬蘭的嚴重外交失敗可能避免，而在法國這時面臨的新局面中，任命一個專職的外交部長，比以往更有必要。人們可能期望的另一個變化，是任命一個情報部長：人們普遍批評檢查制度在執行中的專橫頑固，尤其在對待報界方面，儘管不久以前總理曾親自過問此事，保證有政治評論的自由，但是他長期來遲遲不任命一個能由議會召去質詢的部長，卻進一步激怒了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們還責備他在12日的國民議會會議上避而不向議員們坦白說明芬蘭局勢的真正嚴重性，責備他從而實際上用欺詐的手段使有關芬蘭問題的辯論休會。在他們看來，他在拒絕了國民議會要求進行辯論的建議之後，卻同意在參議院展開辯論，這對他們不啻在傷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當國民議會在3月19日開會時，達拉第所面臨的乃是一個憤怒的會場。經過一次連續（沒有間斷）將近十二個小時的秘密會議（一直開到20日凌晨），激進黨的一項表示信任政府的決議以二百三十九票對一票透過，但是有三百票棄權，其中包括社會黨集團、弗朗丹的所謂“中央黨”（左翼共和黨）的全部議員以及路易·馬蘭的共和聯盟的大約四分之一的議員。這一次的警告可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國民議會和參議院的兩位議長的勸告，達拉第在當天即3月20日向共和國總統遞交了他本人及其內閣的辭呈。

誰來接替達拉第當政府首腦，這一點是沒有多少疑問的。保羅·雷諾在報界的朋友們一直在領導這場運動，要求以更大的“勁頭”來領導戰爭，這批才子們好久以來一直戲稱他為“太子”。雷諾同出身於外省的達拉第迥然不同，“沒有什麼能深深地打動他，正象沒有什麼能打動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樣”。他的頭腦生來就靈活，又在“工藝學校”受過嚴格的理性主義訓練，他堅信只要具有足夠的知識和精力，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確切地說，凡是能夠按照邏輯解決的事，就也能夠在物質和社會的領域內得到解決。他這種本質上的樂觀精神，以及他愛好當眾發揮其出色的雄辯口才的習慣，使他的同伴們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藝學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麼聰明機智的人看來，雷諾卻只不過是鎂光照明彈發出的一道寒光罷了；而且，毫無疑問的是，人們通常對他是羨慕而不是喜歡，甚至也不是尊敬，連那些最最擁護他的人，往往也是從他同自己事業的關係來考慮怎樣對待他，而不是把他當作一位受人愛戴的領袖或者決定法國命運的人。對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雷諾早就在其中察覺出邏輯上的缺點，並且立刻臆測到其可悲的後果。

雷諾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爾卑斯的故鄉的議員，這時是巴黎布林斯選區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於反對霍爾…賴伐爾計劃和擁護集體安全的政策而脫離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黨以後，到這時已有好些時候保持著自由身分，去潛心研究財政金融問題和在國民議會中充當戴高樂軍事理論的代言人。由於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羅·富爾領導下的和平主義派別的懷疑，又（同芒代爾一起）由於反對慕尼黑協定的立場，而受到路易·馬蘭的右翼共和聯盟的懷疑，這種立場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進社會黨及其主席達拉第的不快。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選部長人選時，單單根據他們的能力，根據他們是否已經受過考驗忠於他，或者估計會忠於他，來決定取捨。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寧可沿用黨派政治的慣常做法（他在這方面絲毫不內行），並且企圖象達拉第在1934年那樣，把內閣組成得象是議會的一個縮影。他能夠組成內閣，要大大感謝萊翁·勃魯姆的寬宏大量，後者本人雖然不願擔任職務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卻讓六個追隨者參加內閣（有三人擔任部長），並且答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