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同時，甚至在國際聯盟於12月14日作出決議開除俄國盟籍以前，對俄國宣戰的問題，或者至少同俄國斷絕外交關係的問題，就已在法國報紙上廣泛地展開了詳細的討論。

到1940年1月初，兩種輪廓鮮明的思想表現了出來。第一種思想由亨利·德·凱里利在《時代報》上作了概括：“不要去同俄國較量；一場戰爭已經夠我們打的了。”這種看法得到了萊翁·勃魯姆的支援，他在社會黨辦的《人民報》上提醒人們，德國仍然是主要的敵人。另一種思想的代表者是路易·馬蘭（右翼共和聯盟的領袖）以及外交界的喉舌《費加羅報》與鋼鐵業巨頭和政府高階官員的喉舌《時報》（弗朗丹當時正為該報撰稿），強調對俄國開戰在戰略上和外交上的好處，認為俄國是“一個泥足巨人，是蠻橫殘暴而不是真正強大”。1月8日，《時報》向老牌的主戰派喬治·芒代爾呼籲，要他承認“我國至高無上的安全要求我們同俄國絕交”，承認“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我們的殖民地”。《時報》在第二天的社論中把雷諾的話重複了一通，要求拿出更大的“勁頭”，它說：“封鎖摩爾曼斯克只會有好處，這樣做將有助於芬蘭作出的決定轉向正義和正確的一面，而海軍在黑海上的行動，則使敖德薩受到盟國炮火的威脅，這將鼓勵羅馬尼亞在比薩拉比亞遭到任何攻擊時堅決不讓步。”

由極右派發起的這個援助芬蘭的要求，得到了中央黨（弗朗丹）的贊同，在曼納海姆防線開始受到攻擊時，進而獲得了激進社會黨的同意，2月上半月在勃魯姆與一個從前線回來的英國社會黨代表團會晤後，又得到了社會黨的支援，最後到2月中旬，又由法國總工會建議其會員加以採納。1940年2月5日，在巴黎的一次最高作戰會議上，達拉第曾表示了這樣的看法，認為應當給予芬蘭最大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話，還要勸說斯堪的納維亞諸國通力合作。這一點得到了贊同，但是計劃未能實現，直到這場冬季戰爭在3月間由於芬蘭投降而告結束時，盟國之間對這個問題仍未作出最後決定。隨著俄國的勝利，由於它的侵略而達成的情況，即需要採取措施以使不同政見的法國人趨於一致，這種情況業已消失，此後有許多年未再出現過。

芬…蘇和約在1940年3月12日的簽訂，事實上給予達拉第致命的一擊，結束了他對法國政府的不穩定的領導。3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內，在法國國民議會中就人力使用問題經過冗長的辯論以後，政府曾獲得一致的信任投票。在冬季，人們曾猛烈抨擊從農莊和工廠抽出大批人力而結果卻讓這些人在前線或兵營中閒著無事可做的政策，並且日益提出要求，對於那些並非全部時間都在接受軍事訓練或者從事緊急軍事任務的人，至少應當讓他們回去春耕和春播，至於熟練的技術工人，則應讓他們回到工廠去生產軍火和軍需物資。軍備部長（多特里）一開頭曾受到責備，因為他過多地徵用了農村勞動力在兵工廠工作，但是他能證明軍備工業中的工人，來自農村的至多隻佔百分之一，而且這門工業本身嚴重缺乏熟練工人。於是批評又轉向臃腫不靈的戰時政府，因為它除了政府各部門的工作人員（這些人由於“特殊的原因”而免於應徵）以外，還從生產崗位上僱用了過多的人員。此外，也對軍隊進行指責：說在徵用家畜以供應部隊食用和在徵用馬匹的工作中有混亂和貪汙的現象；並說有過多的青年人在基地上擔任著舒適的職位，而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卻在前線。將近2月底時，達拉第以國防部長的身分採取措施以稍稍平息這類怨言。軍隊指揮官接到命令，將每次至多三十天的特別農忙假制度擴大實施到所有的軍隊（正在受訓的部隊除外），准假者可達部隊人數的百分之五十，同時使所有年齡在四十五歲至四十九歲之間的農業工人免服軍役。屬於前方部隊中的第二類預備役的軍人，也將由後方年紀較輕的人代替。

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答覆那些批評它的人，並在3月份第一週內在國民議會中得到了他們的信任票；但在3月12日，國民議會要求就芬蘭問題進行辯論，這件事肯定地意味著，政府由於盟國未能進行干涉，必將遭到猛烈的抨擊。達拉第告訴國民議會說，法國將參加盟國的遠征軍，張伯倫在11日已宣佈即將派遠征軍去芬蘭，這樣，達拉第就得以使這場辯論延期到芬…蘇談判見分曉後再進行。可是，在3月13日，即芬蘭投降的第二天，達拉第卻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以賴伐爾為首的、非難他的參議院，賴伐爾自從四年前實際上棄政從商以來，第一次預兆不祥地行動起來了。芬蘭防務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場極其重要的戰略上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