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選舉有一個意味極其深長的特徵，那就是一般認為最強烈地反對向德國讓步的保守黨卻獲得了十二萬張選票，也就是獲得了百分之四十的選票。雖然整個結果並不影響斯卡韋尼烏斯政府的組成和政策，但是，丹麥人卻很重視這一結果，認為它是堅持民主原則和國家完整的一種表現。雖然德國人花了大量金錢津貼丹麥納粹黨，他們卻始終不能抱很大希望，把丹麥納粹黨的領袖弗裡茨·克盧森變為一個挪威的維德庫恩·吉斯林那樣的工具。克盧森這個人如此平庸，以致甚至在丹麥納粹黨這樣一個小政黨內都不能保持團結。到了1943年選舉時，他的同胞K·B·馬廷森已經多少使他黯然失色了。馬廷森是東線“丹麥自由軍”的司令，當時回到丹麥來開始招募一支通稱沙爾堡軍團的新“保安軍”，他同克盧森和丹麥納粹黨都毫不相關，而且更為意味深長的是，他的獨立行動是得到德國人的默許的。選舉以後，有明顯的跡象表明德國人即使沒有完全終止，至少也已大幅度地減少了對丹麥納粹黨的財政支援，而且肯定已經撤銷了對弗裡茨·克盧森的精神上的支援，而去鼓勵和支援那些純軍事性團體，諸如“丹麥武裝黨衛隊”和沙爾堡軍團。這給了克盧森對他那個已經四分五裂的黨的朝不保夕的控制以致命的打擊，此後各方面傳說紛紜，說他已經被開除出丹麥納粹黨了，說他因為盜用公款而被德國人逮捕了，又說他已被送到東線去了。

以選舉作為讓步的另一目的也失敗了，因為抵抗和破壞遠遠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到空前未有的強烈程度。一般公眾對於德國剝削丹麥的勞動力和資源越來越感到不安。此外，盟軍對歐洲大陸日益增強的空中攻勢使哪怕是最愛好和平的人也深信，與其白白遭受空襲，不如去破壞德國人的財產而為自己取得榮譽。1943年8月4日到了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因為這成為丹麥抵抗運動發展的轉折點——當時德國人遞給丹麥政府一份最後通牒，要求實行戒嚴令，對進行破壞活動和攜帶武器者處以死刑，甚至要求在德國法庭根據德國法律審判破壞分子。政府在得到國王的完全同意下，拒絕採取違反國家法律和憲法的措施，而且他們聲稱，這些措施將使維持秩序比以前更為困難。儘管政府對居民發出最後呼籲，要求他們剋制挑釁行為，普遍的罷工和大大加強了的破壞活動依然爆發了。斯卡韋尼烏斯於1943年8月10日向貝斯特提出辭職，但是，貝斯特要靠斯卡韋尼烏斯作為工具，所以不得不拒絕他辭職。在進一步威嚇政府的企圖失敗以後，只剩下一個解決辦法了。德國人宣佈戒嚴，解散了政府和議會，國王實際上成為一名戰俘，陸海軍軍官都被拘留起來。丹麥的常任官員辦理日常的行政工作，而德國人則在他們上面承擔起了對丹麥的直接控制（1943年8月29日）。這些事件似乎標誌著貝斯特的調和政策暫時失敗了，同他爭奪權力的對手馮·漢內肯得到勝利了。既然戒嚴令已經宣佈，漢內肯便取代貝斯特成為德國在丹麥的最高領導，既有立法權，又有行政權。這些事件也使先前分裂為兩個陣營的抵抗運動——一些是行動分子，另一些則寧願等到“時機到來”再作出積極的貢獻——在一場公開起義中團結起來。這時，德國軍事法庭也是第一次對一個犯有破壞罪行的丹麥工程師判處死刑並予以執行。

1943年8月29日，在宣佈戒嚴的同時，一個“自由委員會”組成了。它包括一名海外的自由丹麥運動的代表。委員會成員撇開黨派成見，擔負起抵抗德國和丹麥納粹分子的責任。委員會包括所有行動團體的代表，這些團體過去彼此很少聯絡，這時卻有了一個統一的政策和系統性的綱領。大力勸阻對個別德國人或丹麥納粹分子進行無組織的破壞和襲擊，一切力量這時都集中在破壞為德國利益服務的重要工業和交通運輸事業方面。

當戒嚴令還未取消時，柏林作出了一項決定——顯然是根據貝斯特的建議——必須把丹麥的猶太人全拘捕起來，押送到波希米亞去。他們很愚蠢地作了多次努力，想把一切破壞行動都歸罪於猶太人的惡意，以便作為他們迫害猶太人的藉口，但是，德國人的行動所引起的新的破壞浪潮卻顯示出反抗決不僅限於一部分人民。對猶太人採取行動發生在10月1…2日的夜間。結果被押送出境的不到五百人，絕大多數猶太人都已聽到了風聲，知道他們究竟會遇到什麼樣情況，因此都逃到瑞典去了。

幾天以後，在1943年10月6日，貝斯特獲准宣佈緊急狀態已告結束，並恢復了他作為德國全權代表的“正常職責”。不過事實上，除了宵禁以外，緊急狀態的大部分規定依然生效。但是，由於在整個冬天破壞的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