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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群眾運動和德國人不時發表一些給人深刻印象的數字，說明所謂盧森堡居民廣泛歸依這個運動和歸依其他真正的德國納粹團體的情況，如希特勒青年團、德意志女青年運動、德國勞動陣線、衝鋒隊、黨衛隊、納粹機械化部隊等等。的確，1941年9月，據宣佈，有五百名日耳曼群眾運動的成員已經獲准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德國納粹黨），作為對他們獻身日耳曼主義事業的酬報。這些人大概都是很聽話的自願者；否則，日耳曼群眾運動本身招募成員的工作，其性質就更象是在成批地招編軍隊了，如同西蒙所“宣佈”的，盧森堡的全部警察部隊都已經加入了這個運動。而且，一系列措施也使盧森堡人如果不加入日耳曼群眾運動，就幾乎無法在工業部門或某一行業中謀生。自從1941年1月盧森堡的工會和福利團體被解散以後，所有的產業工人都加入了德國勞動陣線，同時還作了嚴格的規定，必須是日耳曼群眾運動的成員才能取得這項必不可少的“特權”（即成為德國勞動陣線的會員）。

雖然這樣一來，僅僅由於人們的需要就會使日耳曼群眾運動的隊伍大為擴大，但是，事態的發展不久就證明，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人們加入這個組織的唯一動機，普通的盧森堡人仍舊忠於他以前所效忠的一切，並且準備一有必要便把這種感情表現出來。1941年10月，西蒙下令進行人口調查。在調查過程中，他禁止任何人說“盧森堡”是他的國籍，盧森堡語是他的語言，理由是這樣一種國籍或語言根本就不存在，他就是想借此來完成德國化工作。然而，儘管是這樣，卻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城市居民和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村居民說他們的國籍是盧森堡，他們的語言是盧森堡語。作為報復，好幾千盧森堡人被關進了監獄或被送入集中營，人口調查宣佈無效。後來（1942年5月），西蒙乾脆宣佈說“決不再在盧森堡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它的人民是否願意加入德國。這項決定是在1940年5月10日就作出的”。

進一步的反抗是由於上文已經記載過的取消了工會和沒收工會基金，以及實行德國的強迫勞動制度和通稱冬令救濟的德國強迫認捐的救濟計劃而引起的。由此而激起的怨恨情緒使得工人在被德國人接收的或被迫為德國人生產的工廠中進行破壞和實行“怠工”戰術。這反過來又引起了嚴厲的報復，從押送出境直到處決。到1942年底，這類押送出境已變成大規模的行動了。同時，德國人用言詞和行動作了種種嘗試，想使盧森堡人和全世界都相信，盧森堡人在一切意義上都已被爭取到德國一邊了。他們對次要的政治犯舉行了所謂大赦，對德國的各種勞務又有所謂“志願人員”，據說還有爭取獲得德國國籍的榮譽，或者甚至是在一次種族登記中爭取被定為日耳曼族人的榮譽，他們就這樣大肆利用這些事情。事實是，西蒙在1942年8月30日頒佈了一項法令，給予所有“可靠的日耳曼人”、日耳曼群眾運動的成員，以及德國民間和軍事組織的成員和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德國國籍。鑑於已有成千上萬的人被“宣佈”為日耳曼族人或是德國人發起的團體（如德國勞動陣線）的成員，這就意味著實際上全體居民都涉及到了，也意味著已經採取了吞併程式的最後一個步驟了。德國人為德國國籍樹立了這樣了不起的含意以後，便以難以說明的巧妙手法，透過“位高則任重”的論據，轉到徵兵這個微妙的問題上：盧森堡人必須既接受德國人的特權，也盡德國人的義務。於是，同時頒佈了另一項法令，徵召所有從1920年至1924年出生的盧森堡人到德國武裝部隊中服兵役。

盧森堡人對於這個行政長官所頒佈的法令的反應是迅速而有力的。就在第二天，即1942年8月31日，全國各地爆發了罷工。西蒙命令罷工者當天夜晚以前復工，並且宣稱罷工的領袖將由即決軍事法庭審判和槍決。儘管如此，到第二天，即9月1日，罷工已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