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戰開始後不久，幾個仍然留在波蘭的軍官，包括“格羅特”（羅韋茨基）上校和“博爾”（科莫羅夫斯基）上校在內，從西科爾斯基將軍那裡接到命令，要他們把這些各種各樣的獨立的部隊整編為一支統一的力量。這就是勇不可當的波蘭“國家軍”的由來。到1944年華沙起義的時候，它已發展成為一支擁有三十八萬人的兵力，而在組織方面則和獨立的波蘭的行政區相符合。這個軍事組織最後同一個民政機構和“政治代表組織”配合起來，置於流亡政府派來的一個代表的權力之下；整個結構透過無線電和信使同倫敦保持著持續不斷的聯絡。如同信使之一卡爾斯基後來說明的那樣，波蘭秘密國家的目的是要使戰前存在的波蘭（即以1935年憲法為基礎的波蘭）延續下去，並且要維持政府的行政結構，為最後的解放作好準備。如果這意味著波蘭人堅決不承認德國或俄國的佔領，那麼同樣正確的是，以西科爾斯基將軍為首的波蘭流亡政府的領袖們堅決認為，戰後的波蘭政府應該具有同1939年9月以前執政的政府迥然不同的政治性質。

這個秘密國家是透過那個“政府代表”和派駐波蘭各個地區的代表來行使其行政權的。每個地區設有十二個處，相當於波蘭流亡政府的那些部。國家軍司令“格羅特”（羅韋茨基）上校（後升為將軍）本人就歸倫敦的波蘭軍隊總司令指揮。地下國家的統一則是透過四大政黨——社會黨、農民黨、天主教民主黨和國民民主黨——的合作而實現的。這些政黨都有代表參加那個地下“政治代表組織”或波蘭的議會，另有代表參加倫敦的流亡政府。據卡爾斯基說，另外還有一個部門幫助維持民眾對佔領國家的那種決不屈服的態度，並消滅所有通敵分子。雖然各種政治力量的合作是相當牢固的，足以給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始終並不是平靜無事的。在幾個主要政黨中，有些派系甚至在早期就不贊同地下組織領導人們的政策。儘管這些政黨在為國家軍提供人員方面進行合作，他們仍然對各自的獨立的軍事組織保持自行控制的權力。

這個秘密國家的規模和實力透過它的種種活動便顯示出來，其中有些活動上文已經提到過了。例如，有組織的教育竟能在地下進行，尤其鑑於一旦被發現，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懲罰，所以這看來幾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在小學德意志化，中學和大學又被德國人關閉以後，波蘭人繼續按照波蘭的傳統教育他們的子女——就當著蓋世太保的面，秘密地開班上課和舉行考試。這個波蘭地下組織和國家軍中的其他各種活動是設有秘密印刷廠，它在整個大戰期間繼續印行了許多種出版物，還有國家軍生產武器的秘密工廠。軍事法庭為審訊戰犯和納粹頭子而行使其職權，許多死刑判決都執行了。從一致抵抗德軍的態度中發展起來的那種堅強不屈的程度，後來使波蘭人可以誇耀說，他們是自始至終沒有產生過一個吉斯林的唯一國家。博爾…科莫羅夫斯基將軍著重地指出了國家軍和大戰前的波蘭陸軍之間的區別。他說，以前，軍隊的骨幹是由職業軍人的一個核心組成的，他們不參與政治，也不加入政黨。可是，國家軍的政策是，允許每個士兵只要在共同鬥爭中始終服從總司令的命令，就有盡情從事他所挑選的政治活動的全部自由。然而，博爾…科莫羅夫斯基將軍提出的這個政策，大概主要是出於需要而不是由於自由原則，因為“博爾”是一個屬於波蘭貴族傳統的軍官，類似於支援畢蘇茨基在政變後獨裁時期執行的薩納恰政策而後來又自行接過控制權的“那些將軍們”。他對於各政黨給予的支援的依賴迫使他把自己的立場改變得比較符合於他們的政治觀點。然而，舉例而言，存在於“博爾”那樣的軍官和組成農民黨軍隊的那些人之間的社會大鴻溝，使他們的合作在大戰期間一直都很困難，最後終於導致農民黨軍隊和國家軍領導之間的嚴重分裂。可是，暫時博爾…科莫羅夫斯基卻同各政黨進行合作，並且執行著流亡政府中各黨領導人的命令。因此，單就其軍事行為而言，他同秘密國家政治領袖們的政策，或者同西科爾斯基將軍，都並無矛盾，西科爾斯基將軍希望波蘭在這次戰後具有牢固的西方意義的政治自由基礎。

起初，地下鬥爭的力量是同時針對德軍和俄軍的，因為他們都佔領著過去曾經是獨立的波蘭的領土。地下組織的目標是要準備一次武裝起義，並且透過主要是針對著和盟國處於交戰狀態的德軍的破壞行為、牽制活動和情報工作，去支援盟國的作戰努力，但也反對蘇聯政府運送給養並以其他方式幫助納粹進行戰爭的種種努力。法國的垮臺打消了波蘭人所抱有的盟軍在不久的將來獲勝的希望，因而迫使這個秘密國家的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