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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格勒的局勢轉變以後，弗朗克似乎已開始意識到俄國的勝利對德國的含義了，因為他在1943年作出種種為時已晚的姿態，想博得波蘭人的好感。那年上半年他不斷同希姆萊爭鬥著，想阻止黨衛隊的暴行進一步引起總督轄區公眾的反抗。這兩個納粹領導人在1942年顯然曾達成過一項協議，允許蓋世太保對活躍在兩次大戰間的波蘭全境的波蘭地下運動採取協調的措施，不過希姆萊同時也曾答應過，在採取行動之前，把所有準備對總督轄區實行的措施提交弗朗克批准。可是，弗朗克認為希姆萊沒有遵守他的諾言，因此感到十分不快。在總督轄區裡，形勢很快就變得無法控制，這是很清楚的。地下運動的組織已達到那麼高度的發展，而且正以那麼廣大的規模展開活動，以致德國人毫不懷疑，要恢復任何一點秩序，就必須採取廣泛的措施。弗朗克透過上文提到的6月19日呈給希特勒的那份長報告，曾希望說服希特勒利用其對希姆萊的影響去減少黨衛隊部隊在波蘭的暴行，並允許弗朗克採取某些辦法，旨在面臨俄國人挺進的情況下取得波蘭居民的某種合作。在這份報告中，弗朗克把細節羅列出來，藉以說明全體波蘭人民對德國人態度的極度惡化正是弗朗克本人推行的政策的直接結果，而希姆萊所推行的政策更加深了這種惡化，同時他建議改變一下，施行一種較為明智的政策。

弗朗克由於斥責納粹發動的反對司法獨立的運動，早在一年以前便已失去了希特勒的寵信，因此他的請求未見得會比希姆萊的請求更受到重視。但是，即使他的呼籲獲得成功，當然為時也太晚了。從1939年最初入侵波蘭以後，弗朗克、希姆萊和戈林所推行的政策在這幾年中已經產生了一種累積的影響。實際上，到這時候，任何可以設想出來的政策還會對波蘭人起一點點作用，那是很可懷疑的。波蘭人透過在德國人手下的經驗，對德國人理所當然懷有的仇恨已在受壓迫的民眾中間紮了根，並且加強了大家共同抵抗的決心。從這時起，德國佔領的歷史就是一部德國當局和波蘭地下組織的報復性暴行和反報復性暴行的歷史，而暴行的殘酷程度隨著紅軍向東歐的挺進也日益增長。

如果德國和蘇聯的領導人在1939年9月瓜分波蘭以後，指望波蘭人對佔領當局會俯首帖耳地服從，那麼他們真是過分低估了他們那些受害者的氣概和決心了。因為波蘭人有著搞秘密活動的傳統，這至少在三次瓜分波蘭時就有了，同時地下鬥爭的技巧也經歷了好幾代的發展。他們習慣於採取種種無聲無息的反對辦法去應付德國和俄國的統治。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波蘭的大多數英雄，包括約瑟夫·畢蘇茨基在內，全是因為在地下戰鬥中的功績而受到波蘭人的愛戴。所以，在戰爭的初期，波蘭人竟能在那次大戰間的波蘭全境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地下活動組織，並加以鞏固，使之成為一個完全擁有政府各部、議會及軍隊的秘密國家，而這些政府部門、議會及軍隊全隸屬於波蘭流亡政府，並同它保持著聯絡。這並不出人意外，雖然當時在盟國看來，似乎是難以置信的。

在1939年遭到來自西方和東方的入侵以後，波蘭人在兩次大戰間的波蘭全境組織了許多獨立的地下部隊，繼續同佔領國家進行鬥爭。主要的部隊是由前波蘭國的四個主要政黨組織的。農民黨黨組織及其軍隊（即農民大隊）在農村地區實力最強，他們代表德蘇佔領下的波蘭的農民進行他們的大部分活動。社會黨黨組織及其軍隊則在市區和工業區比較活躍，因為有組織的工會和合作社戰前在那些地方就是有影響的。除了這兩個主要的團體外，國民民主黨和大主教民主黨也都有它們獨自的政治組織和軍事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