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候，反對“勝利規劃”的意見都煙消雲散了，儘管這項規劃要求美國人民在生活方面作出犧牲，並要求美國政府增加臨時的開支。這樣，當日本人襲擊的時候，正巧進行一場全面戰爭所必需的參考資料和粗略的生產計劃也已經準備就緒了。把數字變為事實的努力便立即開始了。

“勝利規劃”中所包含的同ABC…1中所包含的軍事計劃相配合的是經濟方面的計劃，而且至少同軍事計劃擬訂得一樣大膽。對美國來說計劃經濟的概念完全是同傳統格格不入的。奉派起草和執行這項計劃的人員必須在工作能夠開展以前就先接受這一概念（也許說是“改變了原來的看法”可以更貼切地敘說出有些人的經驗）。1941年間，一次主要在幕後進行的長時間的宣傳運動，順利地使美國行政人員（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是新近從私人企業中抽調來的）作好了思想準備，可以接受一個戰時經濟的全面計劃了。結果，當美國一旦參戰以後，爭論主要是集中在執行戰時經濟的方法上，而不是在籌劃一個戰時經濟組織的原則上。

從英國的觀點看來，英國擁護和熱切地接受這個“勝利規劃”是非常輕率的。英國本來已經不得不依靠美國，現在不僅在兩國國內的經濟管理中，而且在兩國之間的經濟管理中實現生產合理化，英國對美國的依賴，於是更進一步加深了。美國官員們勢必對英國的整個經濟施加潛在的約束力。

但輕率從事卻得到了好結果。美國和英國把工業和原料的資源合到一起，使兩國的戰爭潛力遠遠超過了每一國單獨經營所能達到的程度。經濟上相互依靠這一點，促進了戰略上的長時期緊密合作，而且確實也要求有這樣的合作。1942年以後，兩國的聯盟已經達到難解難分的程度，即使有人想要拆散這個聯盟，他也幾乎無能為力了。

根據上述情況，顯然可知，早在美國參戰以前，美英兩國政府之間接觸的頻繁，就遠遠超過任何類似正常的外交關係了。由於在美國成為交戰國以前就制定了軍事計劃和經濟計劃，其結果促成了兩國政府低階官員之間經常交換情報、意見和態度。

這種關於情報和意見的交換，對英美關係到底有什麼實際效果，人們只能加以臆測。但是，說美國官員在軍事和經濟領域內部從英國的經驗和實踐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似乎不失為一個穩妥的概括。ABC…1的綱要似乎更多地是反映了英國起草人的意見而不是美國起草人的意見。英國的經濟動員在1941年已經將近完成，這為美國的許多措施提供了詳細的範例。這並不是說美國官員們自覺地全盤採用了英國的做法。這還不如說是，當實際問題發生時，在華盛頓的英國代表可以引用他們在自己國內應付類似的困難所取得的經驗，從而能夠提出有益的建議。例如，在起草“勝利規劃”時，美國和英國的官員之間在比較低的級別上就已建立非常緊密的合作，他們反覆討論各自國家的經濟怎樣才能對聯合作戰作出最大的貢獻，在這類交換意見中，英國人對戰時總動員這些新問題具有較長時間的經驗，這也就是說英國人的觀點常常佔上風。

美國和英國低階官員的這種交往不論多麼重要，必然是私下進行的，而且只有詳盡的行政史料才能說明兩國政府之間這種夥伴關係的各個方面，對比之下，羅斯福和丘吉爾之間的關係則較為引人注目、較為容易掌握，而且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誠然，單就羅斯福和丘吉爾體現他們各自國家的人民意志這一點來講，這兩個人之間的個人交往就象徵著兩國人民的合作。

這裡我們並不準備來評論這兩位政府首長的性格和歷史任務，但關於他們之間的關係則想說幾句話。首先，在丘吉爾初開始同羅斯福打交道時，他就懷有一份敬意，後來儘管他們日益熟悉，這份敬意卻始終沒有消除，這部分是由於羅斯福的職務既是政府首腦又是國家元首和海陸空軍總司令，因而就外交禮節上講，級別高於丘吉爾。第二個因素，當然也是決定性的因素（丘吉爾完全能夠用一種既是拘泥形式的禮節同時又是屈尊俯就的態度去對待小國的君主），就是羅斯福所領導的國家憑著地理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長處，具有遠遠超過英國的潛在軍事力量，而且這個國家是英國在經濟方面已經完全依賴的國家了。這樣，丘吉爾施展計謀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萬一發生嚴重的意見分歧，他可以反對美國的立場，但他決不敢冒公開破裂的危險。丘吉爾在經常打給羅斯福的電報上所用的署名——“前海軍人員”——就是表示他意識到自己在同總統交往中處於不利地位的一個象徵。

如果我們可以確切地把丘吉爾在同羅斯福交往中的那種缺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