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在那二十二個月中的某一階段已經認識到，如越過了一定的界限，蘇聯政府就不願意為了避免戰爭而再遷就了。蘇聯與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不一樣，不會不經過戰鬥就讓他完全控制。因此他必須用武力取得對它的控制，就象他已經取得對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南斯拉夫和希臘的控制那樣。

沒有疑問，希特勒在1941年，和張伯倫在1939年一樣，嚴重地低估了蘇聯的戰鬥力。到那時為止，外國政府領略過蘇聯戰鬥力真正分量的，只有前不久在戰場上同紅軍直接較量過的那兩個政府。日本軍隊1939年8月在諾門坎的慘敗給了日本一次教訓，使得它不敢跟著德國一起進攻蘇聯，即使蘇聯在德蘇戰爭中處境最不佳的時候。芬蘭軍隊在1939…1940年冬季戰役中挫敗了第一批進攻的俄軍，取得了輝煌勝利，但這種勝利並沒有使芬蘭政府盲目到看不出一旦紅軍開始全力攻打曼納海姆防線，他們就必須投降。缺乏這種經驗的外國政府往往會從俄國在冬季戰役第一階段的失利中得出一種不那麼清醒和不現實的結論。它們會過高地估計1936年“大清洗”對紅軍造成的損害，並低估蘇聯政府在本國疆土上打一場防禦戰所擁有的兩項特殊有利條件的價值。它們體會不到，面對兇暴的侵略者，大俄羅斯民族以及蘇聯的其他許多民族會以何等愛國主義的精神團結在蘇聯政府的周圍；它們也不能體會紅軍在本國領土內有遼闊的用武之地，使蘇聯不成其為閃電戰的理想目標。德國武裝部隊曾證明，它們的機械化和裝甲的進攻部隊，能於一夜之間侵吞丹麥，三個星期內佔領波蘭，一個月內打垮法國；可是這些弱小的歐洲國家與蘇維埃巨人之間的大小不同，使得要給蘇聯“致命一擊”的軍事問題，不僅在程度上而且在實質上有所不同。毫無疑問，這種極其重要的區別，希特勒的一些最有才幹的軍事顧問是知道的。可是希特勒本人不知道；因此後來他大大地低估了蘇聯的抵抗能力，以致當他一旦認識到沒有戰爭的壓力，便不能使蘇聯完全歸於自己的權力之下，就決定用武力去取得對它的控制。

如果這是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第二個問題仍然存在。為什麼希特勒在英國還沒有被征服的時候就發動對蘇聯的戰爭呢？假如他在法國覆滅以後馬上就動手進攻蘇聯，在這種情況下，反而比較容易理解。因為，德國人和法國人一樣，曾認為法國的覆滅等於西歐的戰爭結束。他們不相信，英國在失去主要的盟友和軍隊被趕出大陸以後，還想繼續戰鬥；並且，當英國竟然在它的歷史上又一次荒唐到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打敗的時候，德國人卻不相信它還能招架得住德國對它的攻擊。然而，到了希特勒發動對蘇聯的進攻時，距離德國空軍在“不列顛之戰”中遭受決定性的挫敗已經九個月了，而這九個月並不是“西線無變化”的階段。法國覆滅的震動和“不列顛之戰”勝利的喜悅使英國從失敗主義法國的一個萎靡不振的盟友，一躍而成為一個敢於和巨人鬥爭的大衛。再則，這同樣的兩種經歷合在一起發揮作用，又把美國從新世界一個孤立主義的局外人改變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美國的戰爭潛力是當時世界上決定性的軍事因素；因此，從長遠觀點看，1941年6月22日這個時候，由於英國人在他們的島上堅持不屈，又有美國為後盾，希特勒的西線比1940年5月9…10日夜間他對低地國家發動攻勢時要難以對付。英國這時已經變成美國的航空母艦，停泊在可以轟擊希特勒的歐羅巴要塞的西面圍牆的射程以內，它在1941年對希特勒的威力以及甚至對他的繼續存在構成的威脅，超過十三個月前的法國，那時候法國蜷縮在馬其諾防線背後，其西端只須橫越阿登就可以繞過。

沒有疑問，希特勒在1941年不知道——他自始至終都不知道——美國能左右戰爭的結果這一明顯的事實，因而他在美國還沒有正式成為一個交戰國的戰爭階段，未能察覺英美聯合的危險。另一方面，希特勒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由於讓自己同時在兩面作戰而招致失敗，所以避免重犯這一根本性的戰略錯誤，是德國第二次企圖用武力取得世界霸權能夠成功的一項必要條件。希特勒對這條原則如此堅信不疑，所以於1939年8月同蘇聯和解，以確保在他進攻波蘭時不致既在東線和一個大國交戰，又在西線和另外兩個大國交戰。事態證明了這一迫不得已的決定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因為，即使蘇聯是一個友好的非交戰國，第三帝國這時的軍事力量在1939年的秋季戰役中，也僅僅能夠打倒波蘭，同時又守住齊格菲防線。假如法國人沒有那麼全盤失敗主義的心理，波蘭人不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