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疆界後，英國和俄國就波蘭問題達成協議似乎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了。在斯大林看來，必要的是，丘吉爾應迫使在倫敦的波蘭人接受協議。但是在倫敦的波蘭人決不是一味對丘吉爾俯首帖耳的。光是議論並不能說服波蘭人，使他們感到自己對戰前波蘭東部幾省的領土主張是不合理和不正當的，而丘吉爾又不願採取激烈的強迫手段。

相反，他設法向斯大林解釋波蘭人的觀點，並建議，波蘭疆界爭端的最後解決應當留待未來的和平會議去處理。斯大林認為這是企圖不遵守在德黑蘭達成的協議。1944年3月23日，他以強硬的措詞打了一份電報給英國首相，責備他不守信用。斯大林說：“我毫不懷疑，如果你繼續堅持你在德黑蘭會議上的立場，同波蘭流亡政府發生的糾紛早已解決了。”他又說：

你在3月21日的來電中表示，將在下院發表宣告：所有關於變更領土的問題，應推遲到戰勝國召開的和平會議舉行之後，在這以前，你不能承認用武力造成的任何領土的轉移。

你可以在下院發表任何演說。這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發表這樣的演說，我將認為你對蘇聯作了一件不公正和不友好的事情。

丘吉爾面對這樣的威脅，決定暫時中止促使俄國同波蘭達成協議。他以公開的方式作了溫和的答覆，在3月26日的廣播中稱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軍事領袖”，“他在東線指揮作戰方面”促成了“團結和一致，這對蘇聯和所有它的盟國都有極大好處”。

就在丘吉爾以這種方式放棄了他對波蘭問題所持的立場後，義大利共產黨作了驚人的大轉變。雖然義大利共產黨選定支援巴多里奧的時刻或許同波蘭事務並無關係，但至少有這樣的可能性，即斯大林要讓英國人明白，只要丘吉爾象斯大林所說的那樣“堅持你在德黑蘭會議上的立場”促使在倫敦的波蘭人聽話，那末事情便可以多麼順利地解決。

同時，俄國由於1944年1月透過貝奈斯遞交給波蘭流亡政府的提議遭到拒絕，便提出了一個更為激進的計劃，以對付由於波蘭人的不妥協態度而造成的問題。他們的策略是想得到美英兩國政府的支援，設法變更波蘭政府的人員，從而可能達成符合斯大林的條件的協議。1月17日，蘇聯發表了一項宣告，直截了當地關閉了同倫敦的波蘭人直接談判的大門。第二天，莫洛托夫打電報給美國政府，聲稱：改組波蘭政府以容納“民主人士”，是解決已產生的爭端的必要條件。他於1月24日又建議，應由來自美國、英國和俄國的波蘭領袖一起組成這樣的政府。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初邀請兩位美籍波蘭人，一個是奧斯卡·蘭格教授，另一個是天主教神父斯坦尼斯瓦夫·奧萊曼斯基，去莫斯科進行磋商。他們於4月底抵達莫斯科，會見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在談話中要他們兩人安心。他告訴蘭格，他沒有干涉波蘭內政的意圖，但確實希望得到保證，未來的波蘭政府將遵循一種對俄國友好的外交政策。斯大林告訴奧萊曼斯基神父，他支援宗教自由，並相信同教皇合作將是可能的。

但是斯大林的努力沒有得到什麼建設性的結果。美國政府，也許還有英國政府，對於由象蘭格和奧萊曼斯基這類人來組織一個新的波蘭政府並不感覺興趣。波蘭流亡政府不願跟他們兩人打交道，認為這兩個密使不是受了騙就是叛國分子。

正當丘吉爾同斯大林關於波蘭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時（3月23日），他同羅斯福的關係也變得更緊張了，從而使丘吉爾的處境越來越困難。如上文所述，美國總統在波蘭問題上並不支援丘吉爾，對巴多里奧的態度又同他意見不一。同時，在戰略問題上，雙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英國主張在義大利作第三次突破德軍防線的攻擊，並放棄在法國南部登陸的準備工作而去攻克羅馬。美國反對這個戰略。除了這些矛盾外，雙方在3月裡又在對法國和戴高樂的政策上發生了很大的分歧。

當時爭論的問題是如何就解放後法國的管理問題起草給艾森豪威爾的指示。丘吉爾和艾森豪威爾都希望依靠戴高樂和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授權該組織在行政上管理法國。然而，羅斯福仍然不信任和不喜歡戴高樂。他想指示艾森豪威爾，除維希政府外，可與任何受當地人民支援的法國團體作出安排。羅斯福認為，法國人民是否歡迎和信任戴高樂和他的委員會，這一點並不能肯定，因此在當局瞭解被解放了的人民的真正感情之前，先使艾森豪威爾的行動受到限制，這樣做是不對的。

鑑於艾森豪威爾是一位美國將領，給他的指示的初稿歸美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