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的一個同盟本身就已足夠抵消現在的英法聯合力量，而且同時也不會顯得是反英或反美的”；反之，“作為我們的盟友，日本就肯定會把美國推入西方民主國家的懷抱”。至於齊亞諾，他也已懷疑“冷淡而又遲鈍的”日本人是否能夠同“強悍有力的法西斯黨人和納粹黨人”合作共事，是否能使他們自己這樣深刻地捲入歐洲政治的激烈動盪之中，那是一種只要通一次電話就能立刻起變化的政治局面。

2月23日齊亞諾指示阿託利科去提出建議，即德國和義大利的參謀人員應該達成一項非正式的協議，但等待了兩週，也未得到答覆。然而，3月9日裡賓特洛甫突然提議，參謀人員的接觸可以先從凱特爾和義大利國防部副部長帕里亞尼將軍的會談開始。阿託利科報告說，凱特爾本人的意思則是想透過德國駐羅馬的武官來同義大利的軍事當局接觸；並且就墨索里尼的外交政策的那兩個基本前提向他重新作了值得歡迎的保證，即在必要時，希特勒將參加戰爭以支援義大利；但德國人民雖然忠於自己的元首，卻希望儘可能地避免戰爭。墨索里尼和齊亞諾立即同意，他們早就迫切要求舉行的參謀人員會談應當毫不遲延地立刻開始。在他們看來，如果軸心國家的衝勁要重新取得它的勢頭，最近一些地區性的成功要得到擴充套件，那就必須馬上行動，不再浪費時間。

3月和4月間發生的一些事情加強了墨索里尼尋求同德國結盟的原來動機：他怕看到義大利處於兩大敵對陣營之間孑然孤立；他既想為自己的侵略計劃獲取德國的支援，又想讓義大利在軸心國體制內部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地位以保證不受德國的侵犯。他還產生了一個新的動機：必須制止德國發動一場為時過早的大戰。

墨索里尼想讓義大利在1942年底以前不捲入戰爭，這決不是什麼新的想法，但即使是在布拉格危機期中，他也從未作出過這種努力以使德國政府遵循同樣的政策。這一變化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釋。從3月以來，德國的野心在波蘭身上又找到了一個新的集中點；而西方國家（墨索里尼在年初還認為它們在軸心國家的壓力下已疲憊地、無法挽回地節節後退）現在卻堅守住它們的立場，並且正在組織反擊措施。墨索里尼對於英國的可能佔領科罕島以回答他自己的佔領阿爾巴尼亞突然感到憂慮，這證明他把局勢看得比齊亞諾的《日記》可能使人想象得到的更為嚴重。

有兩件事使得墨索里尼不能不又一次注意到義大利軍隊面對日益增長的戰爭危險時的準備不足：一件事是遠征阿爾巴尼亞時暴露出來的陸軍的嚴重弱點，另一件是後來在4月間他發現空軍副部長瓦萊將軍所報來的適於服役的飛機數字是大大地言過其實了。而且，他把輿論的情況看得極為重要，可是義大利人民卻顯然對被拖向戰爭越來越感到驚恐，特別是因為從1月份以來徵集了這麼多的預備役軍人。他們的默從軸心政策，可能再經不起另一次歐洲危機了；而法西斯政權的穩定，結果可能甚至要受到威脅。

3月底從義大利駐華沙大使館傳到羅馬的德波關係緊張的報告，引起了齊亞諾的深思：德國對波蘭採取敵對行動將給義大利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義大利對波蘭人懷有極大的同情，如果德國人對他們向波蘭一再重申的擔保食言的話，誰會再相信他們的話呢。3月31日波蘭大使告訴他說，如果德國人訴諸他們慣常採用的不妥協的辦法，波蘭人寧願進行戰鬥。阿爾巴尼亞危機發生後，當戈林在4月14…17日訪問羅馬期間談到波蘭時所用的語調，同納粹發言人談到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時所用的語調簡直太相似時，法西斯義大利再一次感到焦慮不安，而且是更加劇烈了。幾乎與此同時，阿託利科警告他的政府說，雖然希特勒真心希望在今後一兩年內能避免一場歐洲戰爭，但他對於解決但澤問題，可能再也沒有耐心等待下去了，而且由於相信英法不致出面干涉，他可能會進攻波蘭。阿託利科本人的看法是，西方國家將實踐它們的擔保。收到這一電報後，墨索里尼和齊亞諾擔心德國的進攻已迫在眉睫，並且認為他們有權利及時獲悉德國的計劃，以便做好他們的準備，特別是在公共輿論方面。正是由於這一點，他們決定要求與裡賓特洛甫及早會晤。就眼前即將發生的危險而論，其後來自柏林的一些訊息使人又比較放心了；但是希特勒4月28日在國會發表演說，宣告廢止1934年的德波宣言，比起同一演說中提到的廢止英德海軍協定，在羅馬引起的震驚卻又大得多。齊亞諾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即希特勒的演說以及國外對它的反應，並不象人們所擔心的那樣激烈；他是在轉一個新的慕尼黑的念頭，並宣稱英法要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