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願意美國成為一個多半是由美國的靈感促成的國際新機構的成員國。他們絕大部分人都沒有認識到，作出這一決定，他們並不能因此斬斷歐洲自1914年就突如其來地投在他們周圍的那綹新的亂麻，與此相反，倒是註定了他們的國家要在不到二十年後的又一場更加可怕的全面戰爭中擔當起一個主要的角色。

當時許多美國人根本沒有想到果真會有此種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許多人卻深信他們參加的那一場他們才擺脫不久的大戰是多餘的、不必要的和不明智的，導致參戰的原因——如果這些原因是真的而且是唯一的——無疑是出於公憤。兩次大戰期間在美國輿論講壇上討論的各種原因中，德國軍國主義在那個交錯益密的世界所起的明顯影響並不怎樣突出——毫無疑問，部分是由於德國是戰敗國，一時還無足輕重，部分也可能是由於承認了這樣一個原因，那就無異於背棄了正是大多數美國人所急於要造成的那種請況。持有此類見解的美國人堅稱參戰的主要原因是：威爾遜總統的誤入歧途的理想主義；歐洲（指協約國，主要指英國）的外交手腕——美國人歷來認為在鬥智方面美國一向處於劣勢；以及美國製造商和銀行家的不愛國的自私自利，他們投機取巧地支援並資助協約國，透過院外活動，誘使政府參戰，以確保他們的債務人贏得勝利，從而保全他們的私人財富。美國捲入戰爭的歷史，經過這麼一番改編所得出的結論便是：美國人民是因受騙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本是一場可以避免的災難，防止不再重演這一頁可悲的歷史的措施是能夠而且應當採取的。

歐洲戰勝國的戰後政策又使美國大失所望，這也加強了美國人的這種決心。戰爭期間，這些國家為了瓜分戰利品，既不徵得美國同意，也確實沒有正式通知美國，便互相訂立秘密條約，戰後又不廢棄這些所訂的條款；它們不肯裁軍；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它們不肯償還所欠美國財政部的債務（儘管它們確實償還了所欠美國私人金融家的債款）。

戰事結束後不久，美國就外交事務方面的最近歷史及其未來的政策展開了這一辯論，而且接著又在美國國內的政治舞臺上引起了激烈衝突。一個到頭來證明確實是對美國生死攸關的國際問題，卻被轉化到國內事務的角度上去了，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歷並沒有怎樣動搖美國人民不憂外患的傳統安全感，也沒有怎樣約束他們由此而產生的一種傳統傾向性，即他們處理外交事務——如果還是外交的話——只是作為國內方面的一種過時而複雜的政治遊戲的得分多少而已。當時民主黨的威爾遜總統與國會多數派的共和覺人之間的個人爭吵，是參議院拒絕批准包括國聯盟約在內的凡爾賽和約的直接原因。在這場爭吵的背後，是總統與參議院之間的長期對抗，其根源在於美國憲法缺乏對分別授予兩者的權力進行協調的規定。在1939年，此種生命力較之個人生命更長並且不受個人特性支配的“制約與平衡”的憲法結構，是在當時日本與中國之間已在進行不宣之戰以及在納粹德國與英法之間即將爆發戰爭的情況下，參議院就旨在捍衛美國利益的立法問題與羅斯福總統打交道時所主要考慮的依據之一。1939年，國會決心透過在華盛頓的立法機構儘可能確保美國不再捲入戰爭，雖然在這個首要的、壓倒一切的目標下，他們與總統取得一致意見，不希望採取可能使力量對比有利於侵略者而不利於受害者的副作用的行動。但在參議員的心目中，又深怕因急於要制訂某種法令——即便是為了要達到這些目標而制訂——而增強總統的特權，從而擴大他隨心所欲地自由行動的範圍，以致背離這些目標，造成混亂。

外交事務衝擊國內政治的另一點是一些“歸化的”美國人集團所具有的感情上的關涉。他們撫今追昔，在逍遙自在的距離以外，對他們的原籍國家以及故土鄉親的命運都不勝繫念。其中有的集團捏有大量選票，這對精於計算的美國政黨卻是關係重大的。他們支援一些歐洲國家的事業，但並不會積極支援到贊成由美國代它們去積極干預，因為那在政治上並不現實，而且作為半美國化的美籍人士來說，在許多情況下這確是同他們的傾向相違背的。但他們確曾有力地促進了故國的事業，併為此而反對任何主張站在他們故國的歐洲敵人方面進行干預，因而在警惕地捍衛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的傳統政策方面起到了頗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誠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站在最前線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和德裔美國人的院外活動集團，這時已失去了他們原先擁有的影響。愛爾蘭裔美國人之所以失勢，是因為出現了愛爾蘭共和國，美國公眾普遍認為它實質上體現了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