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的條約，還把德國態度的轉變歸功於蘇聯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強大。這篇文章使得兩家報紙立即遭到封閉。在以後的幾天中，巴黎和外省的其他共產黨報紙也都被禁止發行；併發生了反共示威事件。萊翁·勃魯姆25日在巴黎和英國大使談話時發表意見說，官方反對共產黨的行動大概是錯誤的，公約本身就可以成為對共產黨的致命打擊。

法國部長會議上表現出來的那種不得罪蘇聯的傾向，在國民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8月25日的會議上，卻遠沒有得到反映。召集這次會議是為了商討德蘇協定的簽訂這件大事。一位社會黨議員譴責它是一次“國際上的重大背叛”。在會上同四名出席會議的共產黨成員（他們一共是五人）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一位社會黨議員狠狠地把他們稱作“敵黨”。在此之後，除共產黨人反對外，會議一致透過了一項動議，譴責莫斯科協定違反了蘇聯對法國的約定，並譴責它所使用的詭秘方法。動議最後說，這項所謂互不侵犯公約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籠罩在歐洲上空的戰爭恐懼；然而它決不可能削弱法國信守諾言和抵抗侵略的決心。

法國政府急於想使同蘇聯的關係不致破裂，並害怕波蘭不妥協可能產生的後果。但是在這種思想的背後則是它對法國軍事上的脆弱的擔心。不過在這件事上它卻受到了三軍首腦們的奇怪的對付。這些軍隊長官對國家的無準備狀態是瞭解得最清楚的，可是他們在這危急的最後關頭卻拿災難性地引向歧途的意見來提供給他們的政界同僚們。產生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他們內部也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多年來，在鼓吹改革，特別是鼓吹機械化的戴高樂、米特爾奧塞和埃蘭等現代派同按照傳統的，甚至頑固地依賴過時的戰術、編制和工事的高階軍官之間，一直存在著意見衝突。在8月23日下午6時舉行的國防委員會的一次特別會議上，老一派的那種過分樂觀情緒是很明顯的。這次會議是達拉第應博內的要求在當天下午臨時召集的。23日清晨，博內在收到納吉阿爾關於莫斯科所發生的事的報告後，立即去見達拉第，並提出兩個緊急的要求：第一，政府應立即擴大，讓其他政黨的代表也參加進來；其次，立即召集國防委員會，以便博內能把外交形勢方面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向三軍首腦們講明，因為也只有他們才能權衡為波蘭而戰爭的得失。出席會議的有國防委員會的成員：達拉第、博內、康潘希（海軍）和拉尚佈雷（空軍），但芒代爾（殖民部）未出席，據雷諾說是有意不請他參加的。還有就是三軍的首腦們：總司令甘末林、維那曼將軍、達爾朗海軍上將，以及奧貝、科爾松、德康和泰杜諸將軍和軍需總監雅科梅。一共是十二人。

關於這次會議，有著一份記錄，被稱作會談紀要，但據甘末林說，這個名稱容易使人誤解。它是由德康將軍（達拉第的私人軍事秘書）根據會議中筆記下來的東西編寫出來的。這份檔案（名為《1939年8月23日會議會談紀要》）從未交給出席會議的人去修改或提意見，而是被放在達拉第的辦公室裡，直到1941年7月，在裡翁審判前所作的調查中才被拿出來當作證據，在那次對法國崩潰的事後調查中，它將要起很重要的作用。

這份會談紀要，據甘末林和拉尚佈雷的意見（根據他們在裡翁審判中的證詞，這不是其他出席會議者的看法），已被節略和簡化得走了樣子。它在兩個要害問題上給人以一種很奇怪的有利的印象（雖然比較模糊）：第一，法國武裝力量的準備狀況；第二，波蘭能進行抵抗的時間有多久，在這期間德國不可能再攻打法國。甘末林和達爾朗據說都把陸軍和海軍說成是“已準備就緒”！而達拉第問的是（據甘末林後來的辯解），他們的各項措施是否已就緒。對於這個問題，他們兩人都知道，詢問者指的是關於動員和軍隊集結的措施；他們的回答同戰爭物資毫無關係，戰爭物資那顯然是沒有作好準備的。至於第二個問題，記錄中有甘末林的一段話，說只要波蘭進行“一場體面的抵抗”，就可以防止德軍大部隊在1940年春季以前轉過來進攻法國。甘末林後來聲稱，他的回答事實上並不象會談紀要中所記載的那樣直截了當和沒有條件的。他想要說的是（然而他肯定並沒有說出來），德國人不是不可能掉過頭來進攻法國，而是在它掉過頭來以後仍不可能在來年春季前發動一次全面的攻勢，到了那時法國人將得到英國人的並肩作戰，還可以掌握到一批美國運來的戰爭物資，然而那時西方國家也只是剛準備好能打一場防禦戰而已（至於進攻性的行動，他一直認為在1941年或1942年以前是不可能的）。

除了甘末林本人在這次會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