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針對英國的；（他說）自從1918年以來英國不錯過任何機會來包圍、掠奪和反對德國——甚至毀滅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不公平地解釋為是由於它被利用來作為“對德進攻的工具”。至於將來，德國人——希特勒宣稱——沒有進攻別國人民的任何打算。不過，如果英國和法國盼望今天的德國會對那些依附他人的小國家不加過問，而這些小國的唯一職能卻是被人利用來反對德國，這樣直到有一天這項職能變成行動，那它們就是把今天的德國錯當成戰前的德國了。那個宣稱他自己準備為這些大國從火中取栗的人必須等著他的手指頭被燒壞。

在恫嚇地提到了1935年的英德海軍條約並聲稱他打算繼續進行武裝之後，總理終於停止了不斷的攻擊英國，只是又轉向攻擊俄國。他拿“最自然的政治工具”軸心國同“對方組織起來的那些缺乏任何共同性的個體的臨時聯合”相比較，他嘲笑在“民主主義的英國和斯大林的布林什維主義俄國之間”可以有任何真正的利益一致的想法。他熱烈祝賀西班牙獲得鬥爭的勝利——這一成就他認為是一個跡象，表明“這個世界最後將能保護自己不受布林什維主義的威脅”。

在以後的幾天中，正當希特勒在波羅的海上巡視並視察赫爾戈蘭的防禦工事，和貝克正在去倫敦的途中時，德國報紙也在忙著解釋和評述威廉港的演說，繼續抓住英國包圍這一主要題目，並且作為對照，仍把法國，甚至（暫時地）把波蘭，撇在一旁不去碰它。但是，儘管希特勒公開表演的激怒萬分是假裝得如何巧妙逼真，私下裡官方對英國的給予波蘭保證的反應卻並不過分地悲觀。3月30日毛奇從華沙報告了那一天霍華德·肯納德爵士向他講過的話，大意是說“照他的看法，波蘭人必定會考慮到但澤的德國特性，並且遲早要得出結論。當然為此造好波蘭的輿論是必要的，這一點政府迄今為止是忽略了，但是他並不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只要沙文主義的浪潮一旦……平靜下去。”這種說法，毛奇後來於4月4日的另一件電報中寫道，“也許能證明下面這一假定是正確的，即由於對邊界作出了保證，倫敦正朝著解決最重要的德波分歧這一目標努力。”不管魏茨澤克是否也抱著同樣的希望，在4月3日的通函中他指示各駐外使團對張伯倫3月31日的宣告應採取什麼樣的方針時的語調是冷淡的。他強調它的臨時性，並把它歸因於“英國政府需要讓全世界和國內輿論看到……由外交部在3月18日開始的辛勤外交活動的一次最初成果”。他補充說（這一段話雖然最後從草稿中刪去了，但看來仍然是很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沒有理由要對英國的行動採取任何種類的最後態度”；與此同時，德國的外交代表們必須“表現出一副沉著而完全冷淡的態度”，“特別是……無論如何不要去討論德波關係的目前狀況”。毛奇於5日也接到指示，不要“對德國的建議和波蘭的反建議作任何進一步的具體討論。我們必須防止波蘭把球扔回給我們，以致使我們處於這樣一種境地，似乎是讓波蘭的一項建議受到了冷遇。”

最後，國務秘書於6日午後召見了利普斯基。魏茨澤克還沒有看到張伯倫那一天要在下院發表的宣告的全文，宣告將宣佈波蘭同英國的相互保證。可是利普斯基主動介紹了貝克在倫敦的談話內容並概述了談話所依據的一般原則。特別強調，波蘭人既不會簽署任何違背1934年的波德宣告的檔案，也不會“參加任何集團”，只是“在某種重新保證的基礎上”進行直接的協商。魏茨澤克聽了這些話後“只笑了一笑”，在講了他要利普斯基來聽的話之後——這些話即希特勒的提議不會再重複提出，波蘭已能作為討論的基礎——表示，“如果報上的關於貝克談話的報道是確實的話”，那麼他不知道“波蘭的態度如何仍能同1934年協定的精神相一致”。對利普斯基的以下這樣一些宣告，魏茨澤克聽後也很不以為然：現有的波法條約已被認為是同1934年宣告相一致的；波蘭軍隊的集結是在德國採取軍事措施後方進行的，是因為德國的解決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完全是揹著我們搞的”，是因為德國採取了設立一個斯洛伐克保護國的辦法和向立陶宛提出了一份最後通牒。他寫道，“總之，我傲慢而又冷淡地用恰當的論據駁斥了利普斯基的陳述，於是我們就分手了。”

當其時，德國軍隊最高統帥部已經制訂了征服波蘭的簡略計劃大綱。前面曾提到過，希特勒在3月25日已告訴勃勞希契，波蘭問題的解決“現在就應著手”；現在，在4月3日，凱特爾釋出了“白色行動方案”的第一號指令。指令的開頭說，“波蘭目前的態度，要求……在軍事上開始進行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