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他們在語言和文化上都與當地的農民不同。因而就有許多大城市在民族構成方面與它們所在地的四周農村全然不同。但澤是一個腹地由波蘭人居住的德國港口，美美爾是一個內地由立陶宛人和白俄羅斯人居住的德國港口。維爾納是立陶宛和波蘭爭奪的地方，因為在郊區是立陶宛人佔多數，在市區是波蘭人佔優勢；但是真正的爭論是在兩個非西方的（所以在西方人看來也是在兩個劣等的）民族之間展開的，因為立陶宛人和波蘭人加在一起在市區還沒有猶太人多，在郊區則沒有白俄羅斯人多。東加里西亞的首府利沃夫，一度稱為倫貝格，給波蘭以最充分的理由對這個省提出要求，因為它是位於烏克蘭大海中的一個波蘭島嶼。另一方面，在上西里西亞的工業區內，城市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農村則基本上是波蘭人。的裡雅斯特是一個義大利港口，腹地則住著斯洛維尼亞人，阜姆也是一個義大利港口，其內地居民則是克羅埃西亞人，這兩個港口是亞得里亞海的但澤和美美爾。同樣的原則也可以據以說明多瑙河上的大都會維也納。維也納從未在當地產生一個奧地利資產階級，可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半個世紀卻形成了一個以猶太人佔優勢的資產階級。以上這些城市如果不根本改變其社會結構就無法納入民族國家的體制。正如古希臘時代的城市一樣，它們唯一合適的政治環境便是一個世界範圍的帝國。由於爭議雙方各有相等的說服力或說服力都不足的民族理由據以提出要求，這就成了它們處於國際最尖銳衝突中的原因。在東歐城市中，維也納具有突出的國際性，它的國際性由於幾百年來作為一個偉大帝國的首都而得到保證。在這個城市中產生了一種比國際戰爭更有腐蝕性和更有毒害的社會衝突——反猶太主義。希特勒在這裡從舍納雷爾和盧埃格爾那裡學到了反猶太主義，他把它帶到柏林而使反猶太主義終於成為德國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徵。

一個民族的鄉區可以同另一民族的首府結成多民族的混合體，還能產生與其所支援的民族血統不相同的民族領袖。有些大人物出身於他們所主宰的社會以外的地方，例如拿破崙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喬治亞人，這種社會不正常現象在東歐是有很多例子的。基馬爾·阿塔圖克屬於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血統，而畢蘇斯基則屬於立陶宛血統。匈牙利的總理貢伯士“是屬於德意志血統，他曾想證明自己出身於匈牙利貴族門第而未成功，以致引起了人們的訕笑”。他的繼承人伊姆雷迪把反猶太主義作為匈牙利的一個立法綱領，但不得不在1939年2月提出辭職，因為有證據證明，他的曾祖父就是猶太人。斯洛伐克的領袖圖卡多年來在斯洛伐克人民黨中是僅次於黨的建立者赫林卡的最有影響的人物，但他卻是一個變節的匈牙利人，在快到中年時才學會說斯洛伐克語。鐵衛團的創立者、羅馬尼亞民族主義的宣傳者、浪漫主義的科德里亞努原來屬於烏克蘭和德意志血統，他的真正的姓卻是齊林斯基。和他的情況極為相似的匈牙利的薩拉希，乃是匈牙利納粹黨的領袖和馬扎爾人種族純潔論維護者，可是他本人就混雜著亞美尼亞、斯洛伐克和德意志血統。那個維也納貧民和“波希米亞下士”平步青雲地高升到掌握德意志帝國的最高權力，也只是作為一個出身於邊疆居民或異國人士而成為民族領袖的東歐最傑出的例子罷了，而且毫不過分，也絕非奚落。

不過還有較民族分界線更古老和更深刻的劃分。因為在波羅的海、亞得里亞海和黑海之間的地峽向來是西方基督教和拜占庭、俄羅斯兩個東方基督教國家之間的歷史分界線。在這裡，除了政治上的分界線以外，還橫亙著一條天主教和新教在其一邊而東正教在其另一邊的分界線。這條文化和宗教分界線所穿過的大致是四個波羅的海國家的東部邊境線或與俄羅斯接壤的邊界線，它沿著寇松線把波蘭一分為二，這條邊界線也只有寇松線這一部分才是國際權力機關劃定的；它把喀爾巴阡…盧西尼亞和斯洛伐克分隔開來，它又穿過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邊界，然後它透過南斯拉夫北部，形成一條弧形線把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和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分開，又隨著薩瓦河線向西前進，再折向南面順著達爾馬提亞海岸一直伸向杜布羅夫尼克。

這條邊界線是潛在的民族界線，也是宗教界線，因為在東歐這兩條線是難以截然區分的。在第二次大戰過程中波蘭和南斯拉夫就是按這條線而分裂的。波蘭在1939年的主要內部弱點就是因為它要越過這條線而進行自我擴張，它害怕來自喀爾巴阡…盧西尼亞的烏克蘭民族主義就說明了這一點。這也是南斯拉夫的虛弱的主要原因，因為這條線是一系列南方斯拉夫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