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制定明確的政策，又妨礙突然改變態度的制度。軸心國家的“能動外交”，同“遲鈍而緩慢的日本人”（齊亞諾私下裡這樣稱呼他們）在東京制訂政策時的那種深思熟慮，是格格不入的。

與此同時，在1938年9月底和1939年1月初之間，德國政府得到義大利政府的同意，把一份稍加修改過的德國草案（顯然，在柏林已先得到大島的同意）送交給了東京。這份草案在一次核心內閣會議上經過討論，在原則上被接受了，但附有一個要求，即由日本派一個特別代表團去柏林討論細節問題，代表團將帶去給大島和白鳥的有關日本政府態度的指示。代表團的成員有前日本駐波蘭公使伊藤述史、參謀本部的辰已少佐和海軍參謀部的阿部上尉。這一代表團的人員組成顯示了外務省和陸海軍之間已達成了協議。派遣這個代表團是為了要大島和白鳥兩人將此銘記在心，使他們不致任意亂來。把派遣代表團的事用電報通知了大島，並告訴他代表團可望於2月28日到達柏林。至於派遣代表團的表面上理由，則被說成是為了談判的詳細內容需要保密的緣故。

德國人對採取這種辦法拖延時日感到不耐煩。他們希望在他們於歐洲採取新的行動以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