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但是克拉克·克爾在7月27日報告說，他們將等待一下，看看英日關於天津的討論還會出現什麼新的情況。8月1日，中國駐倫敦大使迫切要求英國給中國以進一步的財政援助，但在這個問題上，哈利法克斯沒有作出任何許諾。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在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說，它希望終止1911年的日美通商和航海條約，這意味著該條約將在六個月內滿期。那將使美國可以自由地對日本實行某種經濟制裁，如果它想要這樣做的話。但難道這就是動機嗎？美國的通知只是說，在美國政府看來，條約所包含的一些規定需要重新考慮。為此，“併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增進美國的利益，以適應新的形勢發展的需要”，故作出廢約通知的決定。採取這個步驟並沒有同第三國磋商過，甚至也沒有同格魯和杜曼商量過。科德爾·赫爾那時也不肯承認這同中國的局勢有任何關係。正如東京外務省7月28日的一項宣告所指出的那樣，日本人感到迷惑不解和十分沮喪。然而英國政府也同樣感到迷惑不解。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羅納德·林賽爵士7月28日報告說，他已經就此事詢問過赫爾。“在我的生活中”，他寫道，“我從來沒有遭到過這樣的慘敗。他說得好象這只是一個純粹商業性的步驟，並不具有政治方面的意義。”林賽還說，他認為在目前不大可能會打算採取任何進一步的措施。

美國人的行動在恢復中國人計程車氣方面多少幫了點忙。並鼓勵了英國政府去盼望美國無論如何會在天津的幣制爭端中給予支援。另一方面，這又是使它為難的一個根源，因為這導致國會提出了英國應採取同樣行動的要求。8月4日，張伯倫在回答這種批評時指出，“與歐洲隔離的美國同本國有著根本的區別”。張伯倫宣稱，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有必要派遣美國艦隊去遠東，但表示最好是能透過談判來解決同日本的分歧，如果能夠不犧牲基本原則就能做到的話。

事實上，除非日本人大規模地進攻英國在遠東的屬地，英國政府是不會派遣艦隊去遠東的，即使是如果那時它考慮了歐洲的局勢後確實會這樣做的話。如果只派一小部分艦隊去新加坡，那也被認為是辦不到的。1938年12月，克雷吉曾建議這樣做；克拉克·克爾和英國駐暹羅公使喬賽亞·克羅斯比爵士也都這樣建議過。外交部傾向於贊成這種想法，並且準備好一份備忘錄以供海軍部考慮。但海軍部在1939年3月29日答覆說，這是不大可能的。理由很簡單，缺乏足夠的艦隻。它提出警告說，要同德意日三國的聯合力量作戰，那就顯得艦隊還不夠強大，即使現在的造船計劃完成後也還是不夠強大。它最後用了一段很值得注意的話來作為結束。它說，從理論上講，海軍實力必須建立在外交政策的基礎上，但實際上是有侷限性的，要受到財力、人力和物力的支配，並且由當時的政府予以決定，超過這一限度，軍備就不可能增加。“當這個（限度）達到之後，局面也就倒轉過來了，這時對外政策必須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否則就要冒戰爭、甚至是不能取勝的戰爭的危險。減少我們潛在的敵人的數目，就象增加我們戰艦的數目一樣，肯定會增加我們的實力。”那就是說，如果要同德國和義大利作戰，就必須同日本不發生戰爭，除非美國也捲入進去，然而這在1939年是不可能的。

7月27日，東京的會議開始討論天津的各個具體爭端。英國方面參加的主要成員是，羅伯特·克雷吉爵士、皮戈特少將和英國駐天津領事赫伯特少校；日本方面則是駐華公使加藤外松、日本華北派遣軍首席代表武藤章將軍和日本駐天津憲兵首腦大畑少校。在防止租界中恐怖分子活動的問題上取得了良好的進展，到8月1日，就這個問題達成協議已近在眼前了。日本人接受了總的原則，即搜尋、查抄和逮捕由英國工部局巡捕房來執行；必要時，日本憲兵將作為觀察員與他們會同進行。關於檢查學校、電影院、政治集會和英租界碼頭上下旅客的問題，雙方同意按同上程式辦理。至於被逮捕的反日活動嫌疑犯，雙方同意，如獲有進行暗殺等恐怖活動的證據時，有關人犯應移送地方當局審訊。較次要的政治犯應驅逐出租界。日本人要求派三十名憲兵作為觀察員駐在租界內；但經過反覆商議後，他們最後同意派十人入駐一段時期。

與此同時，克雷吉在7月30日報告說，日本人已經提出了他們控告那四個引起所有這一切麻煩的中國恐怖分子嫌疑犯的證據。憑這些證據，克雷吉認為，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交出那兩個已招認但後來又翻供了的人。他在審閱了他們的供詞後，還表示他不相信他們所說的曾受非刑拷打是真實的。日本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