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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了最初的一批文字，華夏文字便以書寫刻劃材料的不同，而在各個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原因很簡單，在不同材料上書寫刻劃文字，需要不同的工具，書寫刻劃出來的字形也不盡相同。於是，黃帝之後的文字，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階段。

陶文者，刻劃於陶器上之文字也。這應當是字畫成為文字的最早形式。大禹立國，始有夏代，其時的文字大多刻劃在陶器上。當然，或可能也在甲骨上鐫刻文字，或可能也在青銅器上鐫刻文字。因為，有禹鑄九鼎而鐫刻九州之圖並物產貢賦的說法。然則，這兩種有可能的書寫形式，都不是夏文字的主流形式。是故，夏代文字之真實面目，到戰國末世已經無從確指了。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的文字，因大多刻於龜甲之上，後世稱為甲骨文。甲骨文是真正成熟起來的第一個文字系統，其書寫方式已經擺脫了畫的特質，而具有橫平豎直的文字書寫特質。然，甲骨文仍有明顯的不足。其一，文字量很少，不足以應對後來的天下需求。後人發現的甲骨文，大約有三千多個應用字，能辨識者千餘字。即或加上有可能未曾應用的文字，大約總量也不會超過五六千字。其二，書寫形式沒有統一標準，師徒傳承各自不同，很容易造成混淆。其三，因刻劃材料的稀缺，刻劃技法的專門性，甲骨文主要為王室紀事、占卜之用，很難在普通官署與民眾中普及，文字的作用大受限制。

金文，是殷商中後期與周代的文字，因大多刻鑄於青銅器之上，世稱金文。西周時期，金文已經大大超越了甲骨文，成為基本成熟的文字系統。其一，金文的文字數量已經大大增加，基本可以敘述一件事情的進行過程了。諸多貴族每逢大事，便鑄造特定形式的青銅器，將這件大事的來由刻鑄在該青銅器之上。後世發現的《毛公鼎》，其文字量長達四百九十七字，足見一斑。其二，因青銅器不易損毀，又是可以人工製造之物，每鑄可能多件，文字傳播便優於甲骨文許多。其三，書寫形式已經相對簡單，比形制古奧的甲骨文易於學習，且已經有了初期的書法風格。其四，在金文蓬勃發展的周代，由於文字已經為相對多的人掌握，其餘書寫材料也大量出現於普通官署以及國人（非奴隸平民）之中。皮張、絲帛、竹片、木板、石板、石塊等等，都可能成為刻劃文字的物事。只不過王室貴族的官方書寫形式的主流一直是青銅器，是故稱為金文罷了。

史籀文，大體是西周中後期與東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周宣王時，叫做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約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稱史籀文。史籀文的實際意義在於：這是西周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華夏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公佈標準文字。應該說，周室太史令的九千餘字便是當時的正統文字。因後世唐代發掘出十個鼓形的石塊，每個石鼓上都刻著一首《詩經》風格的四言詩，記述秦國國君的狩獵狀況，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傳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而後世將史籀文也稱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於鎬京之亂，被封為大諸侯國，合法繼承了周人故地。久居邊陲而半農半牧的秦人，忠實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則原封不動地照搬了史籀文。後世王國維雲：“《史籀》一書，殆出宗周文盛之後，春秋戰國之間，秦人作之以教學童。……秦人作字書，乃獨取其文字，用其體例，是《史籀篇》獨行於秦之一證。②”也就是說，春秋時期的秦國，將史籀文奉為標準教材，童稚發矇學字，學的便是這種華夏正統文字。學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間紀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為國家文字。直到戰國之世，秦國始終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理頒行的史籀文。

然則，自春秋開始，山東諸侯的文字卻有了另外一番變化。由於天子威權鬆弛，由於諸侯自治不斷擴大，由於整個天下日漸活躍，由於文字書寫材料不斷豐富，由於蓬勃的商旅使社會生活日漸豐富，由於戰爭的逐漸增多，由於人們對文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等等等等，原因不一而足。總歸是，在中央王室已經無力統籌的情形下，各國的文字都自行其是地發展起來了。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兩方面：一則各自增加文字量，造出了許多符合實際需求且符合華夏文字特質的新字，使文字表意功能驚人地豐富起來；二則書寫形式多樣化，書寫材料多樣化。國與國之間的文字，原本已經有了差異。在不同材料上以不同工具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