斂，卻使儒家意外地發展為天下最為蓬勃的學派，各郡皆有儒家名士之私學，堪稱弟子遍佈天下。與此同時，孔氏一門穩定傳承繁衍頗盛，至秦一天下，孔門已經傳到了第九代。這一傳承的嫡系脈絡是：孑乙子、孔鯉（伯魚）、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求（子家）、孔箕（子京）、孔穿（子高）、子慎、孑乙鮒（子輿）。

九代之中，除第八代子慎做過幾年末期魏國的丞相，其餘盡皆治學。

秦一天下之後，帝國一力推行新政創制，大肆搜求各方人才。舉凡六國舊官吏之清廉能事者，盡皆留用；舉凡天下學派名士，各郡縣官署都奉命著力搜求，而後直接送人咸陽博士學宮。在此大勢之下，嬴政皇帝與帝國重臣們在開始時期的見識是一致的：四海歸一，當以興盛太平文明為主旨，儘可能少地以政見取人。也就是說，搜求人才不再如同戰國大爭之世那般以治國理念為最重要標準，允許將不同治國理念的學派一起納入帝國海洋。當然，這裡有一個不言自明的標尺：必須擁戴帝國新政。基於此等轉變，嬴政皇帝與李斯等一班重臣會商，決意以對待儒家為楷模，向天下彰顯帝國新政的納才之道。

舉凡天下皆知，秦儒疏離，秦儒相輕，其來有自也。孔子西行不入秦，後來的儒家名士也極少入秦，即或是遊歷列國，儒家之士也極少涉足秦國。其間根源雖然很難歸結為單一原因，然儒家蔑視秦人秦風，認秦為愚昧夷狄則是不爭的事實。應該說，在秦孝公之前，秦人對儒家的這種蔑視是無奈的。而自孝公商鞅變法崛起，秦國自覺地搜求經世人才，對主張復辟與仁政的儒家，是打心眼裡蔑視的。戰國百餘年，山東士子大量流入秦國，儒家之士依然寥寥無幾。不能不說，這種其來有自的相互蔑視起了很大的阻礙作用。而秦帝國一旦能敬儒而用，則無疑是海納百川的最好證明。嬴政皇帝曾經笑嘆雲：“朕願為燕昭王築黃金臺，但願儒家亦有郭隗之明睿也！”如此這般，這個近百年幾為天下遺忘的曾經的顯學流派，被嬴政皇帝的詔書隆重而顯赫地推上了帝國政壇：孔鮒被皇帝任命為幾比舊時諸侯的高爵——文通君，官拜少傅，統領天下文學之士。秦及其之後的兩漢，所謂文學之士，是諸般治學流派的泛稱；統領文學之士，便是事實上的天下學派領袖。

後來的事實表明，這是極具諷刺意義的一幕。秦帝國在歷史上第一個將備受冷落的儒家學派推上了學派領袖的位置，這個學派卻並沒有投桃報李，而是舊病復發一意孤行，獲罪致傷之後更是矢志復仇，以至於千秋萬代地對秦政鞭屍叱罵，絕無一絲中庸之心。

卻說這個孔鮒，那日匆匆逃出咸陽，急慌慌回到了故里，立即召來胞弟子襄緊急會商。孔鮒將大朝欲將焚書的事情一說，精明幹練的子襄立即有了對策——藏書為上。孔鮒秉承了儒家的書生傳統，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對實際事物最是懵懂，但遇實事操持，都是這位精明能事不大讀書的弟弟做主。是故，子襄一應，孔鮒立即癱在了榻上放心了。後來，孔鮒投靠了陳勝反秦軍，莫名其妙死於陳下之地；其時正是這子襄繼承了孔門嫡系，延續了孔門血脈，後來先做了西漢的博士，又做了長沙太守。

子襄吩咐一個女僕照應兄長，立即出來撞響了茅亭鍾室裡的大銅鐘。鐘聲急促盪開，莊院外讀書的弟子們紛紛從松柏林中走出，匆匆奔莊院而來。未幾，百餘名弟子聚齊到大庭院中。子襄站在正廳前的石階上神色激昂地高聲道：“諸位弟子們，秦皇帝要焚盡天下典籍，儒家災劫即將來臨！我等要將全數典籍藏匿起來，書房只擺醫農卜筮之書。若孔門儒家有滅族之禍，任何人不得洩漏藏書之地！無論誰活下來，都要暗中守護藏書，直到聖王出世徵求。若有膽怯背叛儒家者，任何時日，儒家子弟均可鳴鼓而攻之！明白麼？”

“明白！”弟子們雖然驚愕萬分，還是激昂地呼喊了一聲。

“好！分成兩班，一班整理書籍，一班做石條夾壁牆。立即動手！”

弟子們口中答應著，事實上卻慌亂一團。蓋儒家崇尚“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絕不像墨家那般以自立生存為藝業根本。除了趕車，儒家士子對農耕工匠商旅諸般生計事十有八九不通，比孔子時期的立身教習尚且差了一截。今日驟逢實際操持，頓時亂了陣腳，既不知夾壁牆該如何修法，更不知石條該到何處倒騰。不甚讀書的子襄這才恍然大悟，驟然明白了哥哥的這班弟子的致命病症。於是子襄二話不說，立即走下石階開始鋪排：一邊先點出了二十名弟子去整理簡冊，一邊教弟子們一一自報自家是力氣大還是心思巧。片刻報完，子襄便高聲喝令，力氣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