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們在北約一直計劃打大規模的聯盟戰爭。但我們想定的戰爭是在山林之中與蘇聯對手作戰，而不是在沙丘上與阿拉伯敵人作戰。從危機爆發時起，我就花了很多時間與北約組織國家或其他盟國的對等職務的人聯絡，或者在電話上與他們打交道。每個國家都有一個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相當的人對其政治領導人負責，就像我對切尼和布什負責一樣。很幸運，對這次冒險活動投入很多的盟國都擁有其傑出的防務領導人。英國皇家空軍元帥戴維·克雷格爵士和我關係密切。我和法國的莫里斯·施米特上將、義大利的多梅尼科·科爾喬內上將、加拿大的約翰·德沙特蘭上將，以及土耳其（該國為我們提供基地）的多甘·居雷斯上將都有著牢固的關係。

領導這麼一支多國部隊是一項艱鉅的任務，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所面臨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參加海灣戰爭的每一個國家都是主權國家，都希望確知它的軍隊將被怎樣使用。施瓦茨科普夫的最偉大的一個成就是能把這麼多複雜的軍隊融合成一個戰鬥集體，而不觸犯幾十個國家的元首的尊嚴，在這方面他表現出了傑出的才能。

施瓦茨科普夫還善於同他的阿拉伯主人打成一片。他年輕時曾生活在該地區，並認真學習過阿拉伯文化。魁梧而不信教的諾姆能與阿拉伯人坐下來喝茶，並像深交朋友一樣與阿拉伯的上流人士親切交談達數小時。他成了法赫德國王最喜愛的一個人。班達爾的同父異母兄弟、空軍中將哈立德·本·蘇丹親王被任命為阿拉伯各國軍隊的總司令，併成為施瓦茨科普夫與皇族的聯絡紐帶。儘管偶爾有些爭執，但倆人能順利地共事。哈立德具有皇室的影響力，能把事情辦成。他也是大個子，很有韌性，與諾姆共事堪稱旗鼓相當。

9月15日，星期六夜晚，我結束了馬德里和中東之行回到了家中，我盼望著過一個安靜的星期天，消除時差造成的疲勞。但事與願違，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去廚房喝咖啡，阿爾瑪已坐在桌旁，並指著《華盛頓郵報》的頭版給我看，標題是《一旦戰爭爆發，美國將依靠空襲》這在當時是最糟不過的資訊了。總統已經受到有關空中力量的過分渲染的影響。在一次會議上他告訴我，“科林，從來還沒有對這些人認真地轟炸過。班達爾對我說，只要幾顆炸彈，他們就會垮掉。穆巴拉克、土耳其的奧扎爾，他們大家也都對我這麼說。24小時之內我們就能把他們打垮。”

我理解他的急切心情。他不知道他為源源不斷地向遠方防區運兵、建立國際聯盟和保住公眾的支援所做的努力能維持多長時間。空襲具有很大吸引力，它能神速地像動外科手術一樣一舉徹底解決問題，我們可能會憑藉空軍贏得一場戰爭，儘管迄今為止，從來無人做到這一點。我告訴總統說：“利用空中力量的麻煩是，你把主動權交到敵人手中，由他決定到什麼時候才算受不了了。”我們正在計劃一場全面的——空中、地面、海上和太空——戰爭，要打掉薩達姆手中的決定權。

給《華盛頓郵報》提供訊息的是邁克爾·杜根上將，他在3個月前剛接替拉里·韋爾奇的空軍參謀長職務。他也是剛結束沙烏地阿拉伯之行歸來，在旅行途中他會見記者，同他們進行了連續數小時的准予發表的談話。這是一種極其勇敢的行為，但不太慎重。關於他向記者們講的話，我以前曾兩次告誡杜根，指出他的講話與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就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還不到10天的時候，他公開聲稱空中力量能解決問題。尤其嚴重的是，《華盛頓郵報》援引杜根的下述談話，說什麼“空中力量是我們國家現有的惟一解決問題的手段”；什麼以色列人曾告訴他“傷害薩達姆的最好辦法”是以他的家庭、私人衛隊和他的情婦為打擊目標；什麼杜根並不“擔心”在選擇轟炸目標時受到的政治制約；什麼伊拉克空軍只有“很有限的軍事作戰能力”；以及什麼伊拉克陸軍“沒有戰鬥力”；如此等等。《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最後援引杜根對駐紮在沙漠中的一個F—15戰鬥機中隊所講的話：“美國人民將支援這一作戰行動，直到把屍體袋送回國為止。”

在這一篇報道中，杜根把伊拉克軍隊說得不堪一擊，還說什麼美軍指揮官聽從以色列的勸告，這一看法對我們力圖建立的阿拉伯聯盟是致命的破壞。他提倡進行總統行政命令禁止的政治暗殺。他聲稱空中力量是惟一的選擇方案，並擺出一副憂傷的樣子說，美國人民不會支援政府的其他任何戰略。杜根並不是指揮班子中的成員，他無論如何不應對作戰問題妄加評論。他的講話顯然是為爭奪空軍的榮耀。在一次訪談中，說了這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