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能寫一筆工整的方塊字，應該歸功於嚴老師的戒尺。她以後，我不記得再有別的老師用戒尺了。嚴老師是個敬業的人，有一次她身體不好，咳嗽得紅頭漲臉，還是在課堂前站得筆直，一絲不苟地給我們上課。我很感激我的這位啟蒙老師。

“集體”在我少年時代佔著很重要的位置。我們每個年級有四個班，每個班四十幾個學生，從一年級到六年級我們一直在一起，只換老師不換同學。三年級有了少先隊組織後，我們班是一箇中隊。逢年過節學校演出節目，有詩歌朗誦、歌詠比賽什麼的，很多活動都是以班為單位，班與班互相競爭，我們班就演過“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我兒子圓圓在美國上小學每年都換班，同學都不一樣，沒有從小到大的一起成長的同班夥伴，我挺為他遺憾。

馬：你是不是班幹部？

葉：我當的最大的官兒是小隊副。

馬：我當過大隊宣傳委員。

葉：一個學校是個大隊，就那麼幾個大隊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我不是很活躍的人，在班上不顯眼，可是我對我們這個班集體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班紀律特別差，有幾個男生特能搗亂，上著課能登上桌椅互相追逐，還滿教室扔“飛鏢”，把班主任老師氣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級來了吳老師做我們的班主任，我們班的面貌才大改觀，變得越來越有向心力。在畢業前，我們班同學還和老師一起，共同編了一首“班詩”，把班上很多同學的“事蹟”都編了進去。有兩個比較調皮的男生，他們的名字裡一個有“龍”，一個有“虎”，這一龍一虎都被寫進了詩裡。因為是自己寫自己，大家都覺得很親切。畢業的時候全都戀戀不捨，最後一次班集體活動是包餃子，豬肉豆角餡，煮的時候成了面片兒湯，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當時除了上課，班上還有許多課外活動。這些活動總結起來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級，很多玩兒的花樣都是由學生自己想出來的，吳老師做“參謀”，不包辦，給孩子們足夠的發揮空間。有一次我們到頤和園去玩兒一個像“找箭頭”的遊戲，但頤和園的空間比新華社大多了，有同學提前去，在各處做了很多不容易被發現的標記。我們找的時候覺得自己就像偵察兵似的，驚險有趣。在美國，我兒子參加過童子軍。他們的一些活動讓我想起小時候的少先隊。我覺得，在培養兒童的人際交往能力、組織能力和團隊精神方面，我們的少先隊不讓他們的童子軍，在鼓勵兒童自己管理自己方面比它要強。

少先隊員葉維麗。我們的小隊長、中隊長和其他班幹部都是同學選的。小隊長是實權人物，很多活動都是由小隊組織的。我覺得在我們少先隊的各級組織中，最有活力的就是小隊。小隊之間有很多的競爭，像那個在頤和園玩的遊戲就是小隊之間比賽。到了高年級以後，我們班盛行出壁報，在教室的後牆上有每個小隊的“園地”。各個小隊都想出奇制勝，對牆報的內容事先保密，下學後悄悄地到住在學校附近的同學家，一起找材料、畫版面。當時有份給小學生看的報紙，叫《中國少年報》，裡面科幻故事、自然常識什麼都有，給我們好多啟發。我小時候喜歡畫畫，我們小隊就讓我負責壁報版面的設計。有一次我想起頤和園長廊旁各式各樣窗子的形狀，有像壽桃的，有像扇面的，還有像一本開啟的書，就把這些形狀全都用在牆報的花邊上。那時候即使是像實驗二小這樣的好小學，學習負擔也不重，有很多課外活動時間，一直到六年級每天下課後我們還是有遊戲的時間，在操場上玩啊跑啊，遲遲不回家。

“平民學校”和“寶塔尖”（4）

離開小學以後，我也在其他“集體”生活過：中學，大學，工作單位。我唯一留戀的，就是我們小學的班集體。前些年我們班在紫竹院聚會，來了很多同學。照相的時候，先照全班合影，接著每個小隊分別照。30多年過去了，不需要提醒，人人都記得自己的小隊。過路的人聽著這幫人老大不小的，還大呼小叫地喊“第一小隊集合”，“第二小隊集合”，一定會覺得奇怪。我覺得又滑稽，又感動。我們班同學到現在還不時地聚會。一個集體能有這麼持久的凝聚力，讓我這個“海外遊子”十分感慨。

但實驗二小也有一些在別的學校不那麼突出的問題。我感覺中國社會有等級，是從實驗二小開始的，當然小時候不知道“等級”這個詞。其實新華社大院的生活也是分等級的，從住房上就能看出來。大概因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的感覺不強烈。我對等級的感受主要是從學校裡來的。在學校裡，校長和老師從來不說這些，是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