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模仿，因為是國家機關的名稱，你用我也能用，還算說得過去，最絕的是管理西夏首都興慶府的衙門乾脆就叫“開封府”，把宋朝首都的名字直接就拿了過來。

在官員的任命使用上，元昊很能放得開，不管是党項人還是漢人，只要有才能，別說是地方官，就連中央機構裡的中書令、御使大夫、侍中這樣的高階領導都可以擔任。在這一點上，他比宋朝皇帝強多了，在宋朝政府明文規定“諸路蕃官不問官職高卑，例在漢官之下”，明顯的有大漢族主義的成分在裡邊。

而元昊即位後，任命了一批官員，僅從名字上看，其中漢人居然佔了大多數，但是都為文職官員，無論中央還是地方，軍隊的主官都是党項人。這是元昊唯一沒有對漢人開放的權力領域，他深知軍權意味著什麼，因此無論如何也要把軍隊的控制權牢牢地掌握在党項人手裡。

元昊知道党項的文明程度比中原低，為了鞏固統治的需要，西夏除了大力興辦蕃學，培養本民族的人才外，還注意招攬重用自宋朝投奔過來的文臣武將和知識分子，在他的高階參謀裡，大多數的都是漢人。

這就給了許多不得志的人施展抱負的機會，張元、吳昊就是這些人中的代表。

張元、吳昊是宋朝永興軍路華州（今陝西渭南東）華陰縣人，地地道道的漢族人，後來卻跑到西夏去“謀發展”。

這兩個人的名字是後來入西夏時改的，原名不見於正史，因為當初他們在宋朝只是默默無聞的小卒，到了西夏之後才展露才華，當上了高官。

這張青年和吳青年才華橫溢，而且很有抱負，認為自己能幹一番大事業。年輕人有些才幹，難免有時眼高於頂，少年氣盛。但二人本質不壞，性情直爽，有西北漢子的豪放坦蕩，尤其是張元，常“以俠自任”，幹了不少助人為樂、行俠仗義之事。

人以群分，從他二人的朋友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為人。

他們和同鄉姚嗣宗是好朋友，經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談闊論。

這個姚嗣宗字因叔，性情也頗豪放，喜歡議論軍事，後當過華陰知縣。在他當知縣的時候，曾陪同上司陝西都轉運使遊覽華州西嶽廟，廟裡原有唐玄宗封西嶽御書碑，高大雄偉，在上面還曾建有牌樓，在唐末時毀於黃巢戰亂，轉運使先生看到這個殘碑感慨萬千，說：“好一座石碑，可惜不知被誰給毀了。”

本來轉運使也就是句感慨的話，可偏偏姚嗣宗就接上話茬兒說：“是小賊放火燒的。”

轉運使先生以為是最近的事，就問道：“縣裡為什麼不去收捕這些草寇？”

姚嗣宗回答：“縣裡兵力不足，無法與賊寇爭鋒。”

這位轉運使火了，斥責道：“無法爭鋒？那國家養你們這些縣官是幹什麼吃的，不會想辦法嗎？再說了，是哪個賊人這麼厲害？”

姚嗣宗恭恭敬敬地回答：“人們都說這個賊人的名字叫黃巢。”

轉運使頓時啞口無言。

有的史載說這位轉運使是李參，有的說是包拯，都是當時的名臣。可任你學識再淵博，也不可能事事都瞭解，不知道這段往事也很正常，可姚嗣宗和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不露痕跡地揶揄了他一把，雖說無傷大雅，可畢竟有著很重的嘲弄意味在裡面。幸好那位轉運使心胸豁達，沒有打擊報復他。

這種目無餘子的人很難在人人都自視甚高的大宋官場混明白，姚嗣宗最後也沒能顯貴。

張青年和吳青年也沒能通達，科舉屢屢碰壁，因此鬱悶至極，他們經常借酒消愁，然後寫詩發洩怨氣，姚嗣宗詩曰：“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有此志，可惜作窮鱗。”張元也曾作詠鸚鵡詩：“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此中已有另攀高枝之意。

但他們不甘就這樣灰溜溜地離開母國，還想最後一搏，便學班超去投筆從戎。當時正值元昊加緊稱帝建國的步伐，宋朝也嗅出了不安的味道，西北邊境也在準備應變，自負有王佐之才的張、吳二青年想抓住這個機會謀取晉身。

來到邊境，心高氣傲的二人不甘心低聲下氣地去拜見官員，就找人刻了塊石碑，鑿上自己寫的詩，僱人拉著成天在大街上轉悠，想以此來造成轟動效應，引起邊防高官的注意。還別說，這招挺好使，邊帥還真召見他們了，但談了一番話之後就沒了下文。

張、吳這二位，乾等了好多天，知道不是科舉出身的自己不受重視，想在大宋出人頭地是沒指望了，最後下定了投奔西夏的決心。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故國難離，他二人在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