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案件演變成印度獨立運動的前哨*，雙方劍拔弩張。想不到在法庭上，經控方律師重組案情，少婦忽然發現原來一切只是自己的幻覺，決定臨時撤銷指控。被告獲當庭釋放，成為印度民族英雄，但也因為所有私隱（包括喪妻後種種絕密的性私隱）被揭發而深受傷害，對英國人（和他們所代表的文明體系）徹底失去信心，選擇逃離英屬印度，前往依然由土王統治的“茅邦”（Mau），過著沒有白人在左近的新生活。

現代心理學結合《大塊頭有大智慧》的“業”

為什麼同情印度人的白種婦女到了個人獨處的時刻，卻產生被當地人侵犯的幻覺？　為什麼白人律師的走過場式盤問，卻能讓當事人從靈魂深處明瞭一切？　她們真是“好人”嗎？　這些，都是作者的曲筆，更是導演的曲筆，值得玩味。上述屬於現代心理學範疇的疑問，在電影的印度教婆羅門教授眼中，都成了因果報應的“業”（Karma）。他說，“不管我們怎麼做，結果還是一樣”，相信假如不是“業”，兩名英國婦女就不會無緣無故來到印度，也不會發生這種意外。表面上，這論調相當宿命，而且消極。但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電影的白人和印度人都主觀地相信有不能解釋的“業”的存在，他們才分別有了“種族優越”（因為英國人累積了優越指數）或“反抗侵略”（因為英國人其實並未累積夠優越指數）等意識，才會做出種種主觀的對應“業”的抉擇，儘管什麼是“業”、有沒有“業”，誰都不知道。

英國婦女同情印度人，質疑英國人到那裡是“作業”，但也認定了以前印度的“業”導致今日如斯田地，以為“業”足以解釋何以毋須易地而處地為殖民當局或印度人設想。英國奶奶決定一個人在東方流浪至死，作為潛意識的贖罪，年輕貴婦則忽然對自己的真正心跡覺悟，發覺原來自己不愛那位為殖民地工作的未婚夫，這些“頓悟”都是和她們的個人心理狀態有關的。儘管二人信奉的意識形態和麵對的客觀環境相當接近，但行為各異，這就是心理學的微妙之處了。將虛無縹緲的“業”和現代心理學結合在一起，讓不同人的心理對“業”作出不同反應，這種處理，就不是純粹的宿命。反觀杜琪峰的港產片《大塊頭有大智慧》，單靠前世今生來解釋“業”，前生是日本兵的大好人張柏芝，在今世並無修改命運的任何空間，始終難逃變成恐怖無頭女屍的悲慘結局。應該說，《印度之旅》對“業”的處理，是更符合人性的。

電影改變小說，製造大團員和諧結局

然而同樣的小說、同樣的佈局，到了內地學者眼中，卻容易成了徹底掩飾殖*義的罪證，原本的個人或群眾心理元素，就彷彿不見了。根據陳紅研究，《印度之旅》那些同情印度的白種人，都只是以東方主義的視角閱讀問題，都是在獵奇，沒有其他。他們對東方人無疑是同情的，但那只是形式主義的同情，固然沒有達到願意和東方人同化、融合的境界，更是為了延續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由上而下地同情、憐憫子民。換句話說，那對英國婦人不過是做好事的壞人，骨子裡她們依然是英國人的工具。陳紅認為《印度之旅》的精髓，就是將東方人一律視為“他者”，英國人一律歸入“我者”。當然，這是片面的事實，也可以是將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概念，完全變成毛澤東哲學的敵我矛盾（雖然兩者也確有相似）。可惜如此演繹，難免大大降低了小說的深度：畢竟在印度獨立後，雖則今人已不可能為殖民統治服務，但透過同樣的佈局、同樣的主角，依然會催生同樣的故事。

也許有見及此，大衛·裡恩處理的電影，就故意將《印度之旅》原著的結局改掉。根據原著小說，那位身為殖民體系疑似精英的印度醫生被當庭釋放。重獲新生後，他堅拒和原來深深嚮往的英國繼續打交道，視昔日只求被提升為假洋鬼子的人生目標為恥辱，就是對舊日的白種友人，也要劃清界限，因為他發現，原來“在印度獨立前，我們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誼”。電影結束時，阿齊茲醫生最後卻“良心發現”，決定寫信原諒那位誣告他的英國淑女，又和從前在城市認識的一位英國官立學校校長冰釋前嫌，更在避難的土邦“茅邦”與他相擁告別，一笑泯恩仇。

這些改變，當然和電影拍攝的年份有關。《印度之旅》在1984　年上映，當時印度已獨立40　年，和舊宗主國英國也早已化敵為友，60　年前的政治文宣，已成過眼煙雲，再談不上什麼“為殖民政府宣傳”。在1984　年，提起南亞次大陸，輿論只有兩個題目：（1）印巴衝突，因此電影鋪墊了一些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矛盾的伏筆（雖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