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必須要有美、蘇的外源與介入；正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以及與美蘇的對抗，也要有德、意等法西斯勢力的支援，這是一場全人類歷史上不同陣營與理念的戰爭，中國只是首當其衝而已。

17。2　安內攘外與蘇聯容共的矛盾

當時美國採取孤立主義，因此一直迴避對中國擁有的支援，甚至還有輿論建議，不妨以中國的利益餵飽日本，以避免美日爆發決戰。所以在國際社會的綏靖主義之下。中國若是真的被迫進行全面的抗日，至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中國將無法得到西方國家直接的支援。總體戰的對抗就是比國力，因此落後的中國是根本沒有單獨打敗先進之日本的機會。由於蘇聯與日本的衝突一直在醞釀之中，所以聯合蘇俄成為蔣介石必須認真考慮的抗日戰略，然而蘇聯又與容共是一體的，所以蔣介石在剿共的策略上，是有其蘇聯抗日戰略考慮的難處。

對於領導共軍的毛澤東，抗日是必然的選擇，因為在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就是為了參與全球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大業。由當時的國際情勢看來，日本的軍國主義結合了財閥主義與日皇的封建主義，已形成對共產主義威脅最大的反動勢力。更為重要的是，日、俄在歷史上，早已建立了世仇與戰略對抗的宿命，因此更使得日本軍國主義與共產國際主義之間，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敵對。而日本侵華的戰略考慮前提之一，就是要防止中國赤化，同時要利用中國成為抗俄的戰略腹地。當時受到蘇聯指揮與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當然是會把日本當成必須消滅的仇敵。

由於這時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絕對要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政黨，也是一個階級利益重於國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團體。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是為了要執行無產階級全球革命的使命，這遠比為了中華民族對抗日本大和民族的考量為重要。同時共產黨專政的特性是，當他完成無產階級革命之後，是整個國家永遠與唯一的執政黨，共產黨不可能接受其它政黨領導，或是與其它政黨一起並存、進行輪流執政的和平競爭（這與西方民主制度的多黨體制有著根本的不同）。當時推動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是：若共產黨不是唯一的執政黨，他就是地下的革命黨，沒有第三種可能。

所以一般的輿論認為，蔣介石堅持一定要先剿共才抗日，是勇於內鬥、怯於衛國的藉口，這在歷史上是不公平（也是昧於事實）的看法。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與紅軍，也是一樣要先內鬥奪權、再對日作戰。中共早就揭示其抗日基本策略前提是“抗日必先反蔣”，也就是說中共要先消滅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這些無產階級革命的敵人之後，才能領導中國，參與全球無產階級共同抗日的行列。

這樣，中國共產黨同樣的要先進行國內武裝革命，以消滅中國國內的階級敵人，然後再對外消滅全球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反動勢力。所以國共兩黨都是決定要抗日，但是前提並不一致，彼此也都將消滅對方當成抗日的先決條件。國、共先內戰後抗日，並非是蔣介石單方面地堅持，也是毛澤東的立場與看法＇2＇。

因此在中國面對日本大敵當前的侵略時刻，國共之間爆發內戰，並非單方面來自與蔣介石近乎頑固的安內政策，也是因為共產主義本質上“專政”的特性，他非要先消滅國民政府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個時候，中國共產黨並非在中國境內的一個“政黨”而已，他根本就否定中華民國，而另外建立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因此每當日本三番幾次的侵略中國東北、內蒙與華北之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固然力主抗日，但是紅軍卻從來沒有停止利用國民政府軍隊抽調部隊北上抗日的機會，立即尾隨調離的中央軍，進行攻擊，以擴大地盤，中共紅軍因此成了國民政府抗日最嚴重的後顧之憂，國民政府的部隊因而不敢與日本堅持對抗，就要立刻回師與紅軍作戰。

而中國共產黨開始把抗日當成中華民族各黨派共同的歷史責任，以及願意接納其它的政治勢力，一同合作抗日，那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後的事。一九三五年七月，在蘇聯國際共產黨的指令下，中國共產黨接受採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先由在莫斯科的王明，擅自代表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之後，才表明中國共產黨願意與中國其它所有的軍政力量合作，共同抗日。然後在共產國際強力指示下，中共中央才非常勉強的願意放棄先消滅蔣介石與國民政府，才能抗日的前提，而要求所有不同立場的政治力量，共同團結合作的抗日。

此時，而蔣介石雖然已經在國共戰爭中，居於勝算的優勢，但是蔣介石卻沒有因此決定完全採取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