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基本上，三方面都是決心準備抗日的＇1＇，但是三方面卻為如何抗日，以及自己在抗日中所擔任的角色，有著極大衝突，因而產生了西安事變。

對於張學良與東北軍而言，抗日可以說是絕對的前提，因為他們與日本侵略者有著直接的國仇家恨，而在現實的環境下，他們又不能立刻與日進行這場保家衛國的戰爭，因此他們承擔了來自全中國要求抗日的壓力，也幾乎每天都要揹負“不抵抗將軍”與“誤國軍”等來自輿論的羞辱。當時蔣介石根本自顧不暇，那裡能夠與願意為東北軍承擔與洗刷這些冤屈。因此張學良與東北軍，一直希望政府能夠早些進行抗日戰爭，讓他們能夠以行動證明自己誓死抗日的愛國熱血，就算是身死疆場，也並無所憾。（抗日戰爭期間，作者的先父曾在改編後的東北軍中任職，因此非常瞭解東北軍官兵真正的心聲。）

但是在當時的國民政府，劑與戰略準備因素的考量，對於日本的一再侵略與欺凌，採取的是忍辱負重的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中國需要時間進行生聚教訓的準備，一方面也難免有一絲僥倖的心理，認為日本可能會在最後一刻懸崖勒馬覺醒過來，或是日、俄與日、美間的衝突提早爆發，這樣中日之戰的威脅就可以完全改觀。因此基於戰略準備與國際情勢的觀點，蔣介石被迫對於日本不斷的侵略，採取了一讓再讓的策略，使得抗日遲遲無法成為行動，國內的民意因而沸騰，這種抗日時間與政策上的不確定性，造成了張學良與東北軍在心理上無法承受的壓力。

在參與剿共的內戰之中，東北軍一直無法得到公平的待遇，糧餉只有八折，其它的後勤補給更是七折八扣；到後來，更是到陣亡的戰士沒有撫卹，建制單位被消滅後又不得補充的地步奇Qisuu書網，但是中央卻要他們在剿共的前線上，付出相當重大的犧牲。這些情況導致張學良與東北軍擔心，自己只是成為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的犧牲者，最終無法有機會在歷史上留下抵抗日寇的記錄。因此張學良與東北軍都希望停止內戰的犧牲，全國共同抗日，就成為他們決定採取兵諫的共識。

蔣介石曾進留學日本學習軍事，他本人是沒有強烈的反日情結，此外他多少也有一些來自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意識，就是希望中、日兩國應該可以合作、互助來促進發展，這樣兩國就可以聯手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共同創以亞西亞為中心的歷史光榮。但是日本卻不能瞭解這種歷史的眼光，反而對中國展開比西方國家還要兇狠的侵略，非置中國於亡國之境而不罷手，這是深具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蔣介石，所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從一九二八年的濟南慘案開始，蔣介石就決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大政方針，誓要統一中國，然後與日本進行決戰，以掃除國恥，這一點是毫無可疑之處。

但是蔣介石所面對的最大困難是，他必須要有先忍人所不能忍的準備，才能有機會統一國家，建設中國，而終能培養出能與日本決戰的國力。中國抗日戰爭的困難，絕對不只是武器裝備落後而已，中國的國民缺乏國家認同的意識，幾乎是一盤散沙的混亂狀態，農業無法自給自足，工業才在剛開始起步，國家沒有現代化的組織與制度，人民大部分是文盲，社會缺乏動員的活力，要想以這樣的國家架構與已經現代化的日本進行全面性總體戰爭，當然是必輸無疑的。蔣介石必須要先將國家統一起來，然後再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工業與國防武力，如此才能與日本一戰。但是當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情緒已經極其高漲，根本很難接受蔣介石“生聚教訓”策略，使得蔣介石在領導中國抗日的大政方針上，可以說是受盡了歷史上任何人都難以忍受的難堪與批評。

不過，以日本的精明，豈有不知蔣介石的理財練兵策略，志在復興國家，然後再與日本進行決戰？所以日本人再笨，也不會給蔣介石完成統一與建設的機會，日本當然要在中國完成國力凝聚之前，就要發動全面侵華的戰爭。因此蔣介石必須要有提前應戰的準備，中國也就必須設法在國際社會中，建立起支援中國（以保護國際社會利益）的策略，希望以外國之長，補中國現代化尚未完成之短。

雖然蔣介石一直公開以剿共作為安內與抗日的前提，但是蔣介石是否真的有意要完全肅清共軍及消滅其領導人，卻是一個必須妥協的戰略現實問題。因為以蔣介石本人的意識形態而言，根本不能接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境內，另外成立政府與軍隊，進行武裝叛亂與奪權。但是蔣更清楚地知道，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危機，其實是日本與美國、蘇聯矛盾與決戰的一環，以中國當時之弱，當然根本不可能單獨完成對日本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