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司令官本莊繁，而該派在日軍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賴的武藤信義大將，出任改組之後的關東軍司令官。這時關東軍所控制的部隊，已經多達五個師團與兩個旅團，加上各種特種部隊以及空軍，佔日本總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軍事力量，這是日本自從日俄戰爭以來，最大的國外駐軍行動，自然也消耗日本極大的國力。武藤信義不愧是日軍的王牌將領，他接任關東軍司令官之後，開始全力集中運用優勢兵力，以強勢的火力與新式的戰技，加上殘忍絕倫的屠殺手法，在滿洲國中，實施先南後北，有秩序與方略的掃蕩作戰，因而對東北抗日義勇軍產生非常沉重的打擊，由於義勇軍在沒有一致的指揮系統，沒有補給的後勤網路，更又沒有足以攻堅的火力，以及現代化的作戰技能（東北的義勇軍也不瞭解全民總體戰的運作方式），當然不是改組之後的關東軍對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在武器槍彈用完，人員死傷慘重的狀況下，逐一地被日軍擊敗，而有少部分退到蘇聯所控制的西伯利亞地區，然後輾轉的經由新疆等地回國，繼續的參與抗日。

然而武藤信義發現，關東軍要想完全肅清東北的抗日義勇軍，就要封鎖中國關內經過熱河以及山海關支援東北義勇軍後勤的路線。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藤就下令關東軍，始把作戰目標鎖定熱河。

10。3　中國再度爆發內訌

反觀中國方面，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對於正在進行統一工作的國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個超級的政治風暴衝擊，當時的國民政府，正苦於內戰的分裂，以及財政的耗竭，哪裡能夠有力量迎戰日本這個世界一等強權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給予各地割據力量一個反抗中央非常有利的藉口，就是要求國民政府“立刻停止”統一的作戰，而將力量轉用於抗日。

不過以事實而言，這個口號非常的動聽，但是根本不切實際，因為假如中國基本的分裂與山頭仍然存在，沒有一個共同與互信的國家共識，以及統一的軍政與軍令系統，她是不可能進行全面性作戰的，而只是一個混雜拼湊的“烏合之眾”而已，經不起現代化作戰的嚴厲考驗。因此，要想抗日的前題是加速統一，而非停止統一而接受各山頭的拼湊組合。

事實上，當時中國沒有任何的力量，能夠領導四分五裂的中國，來對抗日本，粵派的國民政府，當家才不到一個半月，又得不到各個派系的支援，差點沒把整個國家給搞垮，在一二八事變的危機壓力之下，只有緊急把燙手山芋，再度的丟還給蔣介石。蔣介石一面設法勉強與日本達成上海停戰協議，一面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仍然有許多派系拒絕參加）以重新組成政府的領導階層。結果是邀請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由蔣、汪合作，共同設法面對日本的侵略。

由於國際社會無力主持正義與和平，西方強權更是抱持著怯戰與畏戰的心理，因此根本無法牽制與約束日本對於中國一再的侵略，而連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東京軍部的臉色行事，所以國民政府企圖與日本政府直接交涉，來維持中國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當時蔣汪合作的國民政府，是處在既不能戰又不能和的狀態，對日本的侵略，只有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無法阻止日本的擴大侵略，交涉也無法達到合理的解決，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長中日決戰的時間，能夠給與中國多一些抗日的準備機會。

10。4　張學良面對著危機四伏的處境

而當時直接面對日本侵略熱河壓力的，還是東北軍的負責人張學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會被關東軍控制，而直接佔領東北。因為張學良原先一直認為，只要中國能夠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中國在東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讓步，日本政府終於能夠約束關東軍，而把東北的主權還給中國，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設法與日本政府接觸，同時儘量地不要刺激關東軍，避免給關東軍有生事拖延的藉口，直到犬養毅首相被刺之後，張學良才清楚地認識到，關東軍實際上已經主導日本的大政方針，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是不可能改變的既成事實。

在張學良等待日本局勢澄清之時，政治現實的壓力，由如排山倒海般的湧到，東北軍失去了發展的根據地，立刻就陷入危機四伏的處境，少了東北的資源，張學良就沒有足夠的糧餉來支援他所統御的部隊，這就成為華北軍政局勢一個最為現實的問題。而東北軍正處在晉軍與西北軍夾擊的危局之間，這兩支華北在地的部隊，不會忘記東北軍入關而結束了他們反抗國民政府的“歷史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