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黨中委李濟深、陳銘樞、胡漢民、陳濟棠、白崇禧等，以強硬態度致電國民黨中央與政府，指責當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師”，“若仍一意冥頑，抑內媚外”，“我西南為黨國生存計，為民族前途計，決取斷然處置。”＇趙謹三：《察哈爾抗日實錄》第3編，上海軍學社，1933年版，第14頁。＇

7月24日，天津《民風報》在社評中指出：“蔣介石……倒行逆施，謀以武力解決馮玉祥之抗日力量，則其賣國罪惡更浮於吳三桂多倍。”認為愛國民眾要“行使國家主人翁之天職，鋤去此中國之李完用。”即使在國民黨軍隊中，也有不少人不願對馮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馮欽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這個任務”，龐炳勳雖躍躍欲試，但他的旅長陳春榮卻說：“馮是抗日的，先不必說別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頁。＇

在各方面輿論和西南實力派的壓力下，蔣介石、汪精衛未敢立即言戰，但仍堅持其取消政策。7月，蔣汪發出儉（28日）電，繼續對馮玉祥進行造謠誣衊，並提出最後通牒四項迫其接受：

“（一）勿擅立各種軍政名義，致使察省脫離中央，妨害統一政令，浸假成為第二傀儡政府；

（二）勿妨害中央邊防計劃，致外強中乾，淪察省為熱河之續；

（三）勿濫收散軍土匪，重勞民力負擔，且為地方秩序之患；

（四）勿引用“共匪”頭目，煽揚赤焰，貽華北之無窮之禍。”＇趙謹三：《察哈爾抗日實錄》第3編，上海軍學社，1933年版，第28頁。＇

接著，馮玉祥向全國發出世（31日）電，答覆蔣汪儉電，陳述興師以來抗日經過，駁斥所謂“抗命”、“割據”、“赤化”等誣衊。指出：“勝雖不足言功，但勝亦何至獲罪”，“此真千古奇聞”。“祥屢次宣言，一則抗日到底，一則槍口決不對內。如中央嚴禁抗日，抗日既無異於反抗政府，則不但軍事可以收束，即科我應得之罪，亦所甘心。”＇趙謹三：《察哈爾抗日實錄》第3編，上海軍學社，1933年版，第31頁。＇

同日，他在日記中悲憤地寫道：“哀哉，同盟軍！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蔣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敵，更受轟炸之苦。”＇《馮玉祥日記》，1933年7月31日。＇

在蔣汪大軍壓境準備進攻張家口的時候，日偽軍兩萬餘人也開始大舉進攻多倫。與此同時，蔣介石還派遣蘭衣社特務，利用同盟軍成份複雜、政治態度不一的弱點，進行分化瓦解。包剛、馮佔海、張人傑、李忠義等先後被收買，魏宗普、鄧文等先後被暗殺，造成同盟軍內部的思想混亂和動搖。

這時，中共同盟軍前委日益背離中共北方組織根據周恩來在抗日同盟軍醞釀初期指示的與馮玉祥等愛國將領合作的方針，執行了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提出了一些不利於內部團結的口號，並公開反對馮玉祥的“裡紅外不紅”的西瓜策略，使馮感到苦惱和疑慮。加之，同盟軍的外援也被切斷，原與兩廣方面約定的響應抗日，按月接濟同盟軍10萬元的計劃也落空了。

面對此種困境，馮玉祥於8月3、4日曾兩次召開同盟軍軍政人員會議。經過激烈爭論，馮玉祥最後不顧不同意見，決定取消同盟軍名義，離察出走。他在會上表示，如引起內戰，將使日軍坐收漁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軍名義雖不在，但可借宋的掩護，儲存一部分力量。經過顧孟餘、黃郛來往子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馮玉祥與北平之間的斡旋，8月3日，何應欽秉蔣汪旨意，發表解決察事談話，同意宋哲元返察。

8月5日，馮玉祥發電宣佈自即日起“忍痛收柬軍事”，歡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並表示“抗日雪恥之念，愈挫愈堅。一息尚存，此志不渝”。＇張篷舟：《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頁。＇

6日，宋哲無發表5日簽署的復職通電。同日，馮玉祥通電全國，宣佈交還察省政權，稱：“頃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茲自本日起，即將察省一切軍政事宜，統交由宋主席負責辦理矣。”＇《國聞週報》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7日，宋哲元部馮治安師接防張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純接收察省軍政各機關。當天，馮玉祥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辭去同盟軍總司令職務。

11日，馮在日記中寫道：這次離察“一為體諒明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