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後會見廣日外相，訪晤岡田首相，並會見陸相林銑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務次官重光葵等要人，一再表白：中日提攜系屬大道，希望兩國努力掃除障礙。他趁此機會“與貴國朝野各士會見，一面就中日外交關係及經濟提攜對策等聽取日方真意，一面使貴國朝野人士徹底明悉中國當局所持之意見”。＇《政治週刊》第2卷第8期，第21頁。＇

為了表示對中日“親善”、“提攜”的誠意，2月27日，蔣介石、汪精衛聯名向全國各機關、團體釋出嚴禁排日運動命令。同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告各報紙、通訊社，禁止刊載排日和抵制日貨的訊息。

日本政府看到中日“親善”、“提攜”的謀略得到響應，遂進一步加以誘導。同年3月7日，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偕參贊有野晤訪汪精衛，表示感謝中國方面有誠意取締排日，中日關係漸上常規，不勝慶幸。晤談後有吉明在發表談話中說：“前者蔣介石氏即發表中日問題正常化之宣告，國民政府亦復努力取締排日，致中日關係，已有急速好轉之機運。”＇《政治週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3月。＇

次日，日本外務省亦表示大體滿意。5月8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轉達日本將駐華公使升格為大使的決定。5月17日，中日使節升格的決定由雙方同時發表。中國駐日本大使為現任駐日公使蔣作賓，日本駐中國大使為現任駐華公使有吉明。

在日本政府偽善外交掩蔽之下，日本軍部及其在華特務機關卻積極策劃著進一步分離華北的計劃。在大連會議後，土肥原到青島、上海、南京等地，遍訪國民黨有關要人，於3月下旬返回長春，提出報告。關東軍據此於3月30日決定了“對華政策”，提出“對於華北——

（一）依據塘沽協定暨附帶協議事項伸張日本既得權，引導華北政權絕對服從。

（二）為使將來以民眾為物件、在經濟上造成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即須迅速促進棉、鐵等產業的開發和交易。”＇〔日〕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0冊，臺北中央日報社譯印，1977年版，第33頁。＇

4月，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與中國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協商策動“華北自治”。同年8月，陸軍次官橋本虎之助發給侵華日軍各部參謀長及駐華武官一份檔案，強調其華北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義下，在華北五省建立“同帝國有實質親善關係”的脫離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權。＇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史研究的課題》，〔日〕《歷史學研究》第511號，1982年版。＇

曾任關東軍參謀並主持內蒙特務機關工作的田中隆吉，在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說：“華北的自治運動，始於1935年4月，其目的之一是為了建立……統一的華北自治政權”，使“南京政權統轄之下的華北五省脫離南京，成為自治地區，將滿洲國西南方的中國置於日本領導之下。”＇《土肥原秘錄》，中華書局，1980年中譯本，第86～87頁。＇

（四）多田駿宣告——日本分離華北政策的代表作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國駐屯軍新任司令官多田駿少將就華北問題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被稱為《多田宣告》。多田強調“逐漸使華北明朗化，這是形成日滿華共存的基礎。”同時宣佈了三條要則：

“（一）把反滿抗日分子徹底地驅逐出華北；

（二）華北經濟圈獨立（要救濟華北的民眾，只有使華北財政脫離南京政府的管轄）；

（三）透過華北五省的軍事合作，防止赤化。”＇秦鬱彥：《日中戰爭史》，原書房，1979年，第56～57頁。＇

多田上述宣告在報紙刊出之後，輿論界立即譁然，中國官方也提出了抗議。

10月7日，蔣作賓大使訪問日本廣田外相時指出：對於多田談話“中國方面官民皆感到驚詫。”＇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1年版，第217頁。＇

日本方面對中國的抗議置之不理。同年10月4日，日本外、陸、海三相經過協商，再度確認日本分離華北政策，強調要“採用緩急得宜的方法，使中國方面（中央及地方政權）調整其與帝國及滿洲國的關係，其作法是：

第一，“使中方徹底取締排日的言論和行動”；

第二，“至少在與滿洲國毗連的華北地區，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與滿洲國進行有效合作”；

第三“排除赤化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