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3年版，第78～79頁。＇

日本策劃分離華北陰謀的重要人物、日本關東軍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羽宣告》出籠的第2夭即4月18日，假借“華北人民愛國協會”的名義，向日本陸軍參謀部提交了《挽救華北的政策》的機密檔案。該文說：“為避免在遠東爆發大戰及爭取東亞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東京國際軍事法庭裁判記錄第1763—A號。＇

1934年12月7日，日本陸、海、外三省官員經過協商，制定了《有關對華政策的檔案》，規定日本在華北的基本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權的政令不能達及的情勢”，其政治上應努力達到的目標是“伸張我方權益和形成隔絕排日的普遍氣氛，不論華北政權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組成，均不能無視在華北的日滿華特殊關係”。＇〔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1982年版，第23頁。＇

同時，還制定了“關於伸張商權的方策”，強調其經濟上的目的是：“在實業界及其他普通民間廣尋物件，以促進國民經濟的提攜，培養隔絕排日的普遍氣氛，而使日滿華之間的經濟特殊關係置於以政治等方面的理由無論怎樣也難於動搖的地位”。＇〔日〕《現代史資料》8，美鈴書房，1982年版，第24頁。＇

根據當時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記錄，日本所希望的結果大約有四種：

（1）華北五省獨立；

（2）華北五省自主；

（3）河北省中心自治地帶；

（4）局外中立裁兵地區設立。＇秦鬱彥：《日中戰爭史》原書房，1979年新版，第62～63頁。＇

各種方案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自治”、“親日”。

1935年1月4日，關東軍召開大連會議，關東軍副參謀長板垣徵四郎、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等均參加，會議歷時兩天，中心議題是塘沽協定簽定後的對偽滿和對華北的方針，決定要在華北扶植能夠“忠實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始終企圖整個問題之解決，在未達到最後目的之前，則用側擊旁敲辦法，逐步前進”。＇《申報月刊》第4卷第2號，第123頁。＇

（三）廣田的偽善外交與國民黨政府的妥協

為了實現侵吞華北進而獨霸中國的既定國策，日本兼用政治、軍事手段，以武力威逼與外交誘惑相結合，企圖迫使中國國民黨政府就範。在日本軍部與關東軍著手分離華北的同時，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日本議會上作外交演說，提出了對外關係中要推行所謂“不威脅、不侵略原則”。＇《日本外交史》19。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3年版、第82頁。＇　立刻得到蔣介石政府的響應。l月29日，蔣介石邀請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鈴木美通到南京會談。他對鈴木說：“無論如何，中日兩國有提攜之必要，願中日兩國以互相之精神努力進行”。中國的排日運動，“至當極力取締，但完全消滅，尚須相當之時日”。＇《外交週報》第3卷第6期，第9頁。＇

此時，載於1934年12月《外交評論》雜誌的國民黨官方文章《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正好發表。該文系由蔣介石口述，陳布雷筆記，用法律學者徐道鄰的名義，競相轉載於各報紙，文中宣稱：“一般有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人終究不能作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也究竟須有與日本攜手之必要。”

1935年2月14日，蔣介石在廬山接見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時說：“中日兩國不僅在東亞大局上看來有提攜之必要，即為世界大局設想，亦非提攜不可”，“中國不但無排日之行動與思想，亦無徘日之必要。”＇張篷舟：《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頁。＇

接著，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身份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發表“對日關係書”，大談中日提攜的必要和應促其實現，他說：“廣田的演說和我們素來的主張大致吻合，……。日華兩國有此共識，只要雙方共同努力，兩國關係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軌，我們將為此而感到欣慰。”＇《日本外交史》。第19卷，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73年版，第87頁。＇

為了摸清日本對“親善”、“提攜”的意向，蔣介石與汪精衛商定，由國際法庭法官王寵惠乘返海牙任所之便，取道日本，與日本當局交換意見。王寵惠於1935年2月19日抵日本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