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北京日報》1935年10月27日。＇

商震所派代行縣長職的省參議劉耀東到達香河後，23日19時，武以個人名義宴請劉參議及日本“代表”西村。劉不知這是一席難吃的鴻門宴，如約前往。席間，西村向劉索閱省府委任狀，劉從身上取出遞過，西村根本不看即將其撕毀。劉耀東提出抗議，武宜亭同夥一擁而上，將劉打得大呼救命，劉的隨從3人拔槍登樓，武等一齊開槍，隨從楊文治身中5彈，當即倒地。其餘2入亦受傷，其後一人重傷在醫院死去。劉本人被扣押監禁。隨後，武等率眾挖掘戰壕，準備憑武力頑抗。

商震於24日晚從北平趕到天津，次日會晤中國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和參謀長酒井隆，以及日本駐榆關特務機關長竹下睛義等人，但未能解決。各國駐平人員紛紛表示對事態的關注。6月24日，日本陸軍省召開非正式軍事參議官會議，川島陸相、橋本次官、杉山參謀總長等均參加，討論了所謂“華北農民運動的情勢”。會後，陸軍省發言人說，香河事件，將來無發展之可能、“可望依華方當局之手使之平息。”＇天津《益世報》1935年10月25日。＇

基於日本“民眾倡導自治”的隱諱策略，事態擴大對日本好處不多。中國駐屯軍及駐華特務機構，經過一番強同奪理的糾纏後，才與商震達成協議，放棄對武宜亭的支援。這夥叛逆一失去主子撐腰，立即如烏獸散，武宜亭於6月27日晚逃進天津日祖界，其餘亦各尋出路。駐通縣的保安第1總隊第7中隊於28日早6時開入城內，維持治安。這樣，一場由日本扶植的“自治”鬧劇匆匆收場。據日方憲兵隊調查材料，有6名日本人參加了這次叛亂，整個事件受到了偽滿駐天津特務機關的操縱。＇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3頁。＇

（三）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冀東泛指河北東部平津一線東北的大片地區，包括唐山、秦皇島等重要城市及22個縣城，面積約3。8萬平方公里，人口約400餘萬。日本的關東軍虎踞於前，駐屯軍狼顧在後，到塘沽協定簽署，這裡大部分被劃入所謂非軍事區，實際上已成為日軍的囊中物。

1933年9月，國民黨政府批准將冀東22縣劃為兩個區，在唐山和通縣分別設立灤榆、薊密兩個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由陶尚銘、殷汝耕分任公署專員。陶不討好日本，為日方所排斥，不得不於1935年7月27日辭職，轉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殷汝耕由日本推薦改任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遺職由蘇玉琦繼任，冀東大權實際上全部握於殷一人之手。殷汝耕系浙江平陽人，早年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娶了日本妻子。其後雖然歸國，實際卻是一個死心塌地的漢奸。日本學者評論他是：“自認為只有依賴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時候都是心甘情願地投靠日本。”＇《日本外交史》19，第238頁。＇

殷曾參與1932年《松滬停戰協走》和1933年《塘沽協定》談判，為日方盡了犬馬之勞，深得土肥原等日本軍政要員的青睞。殷在任專員時竭力巴結日本，縱容日方走私，完全成了日方在冀東得力的看家犬。

8月4日，灤縣車站保安隊長劉佐周被人暗殺，日本一憲兵亦被流彈擊傷。日方認為是離任的陶所策劃，一方面向中國提出抗議，同時還以商談為名，約見已去北平的陶尚銘，並將陶扣留兩週之久。這就是“灤東車站事件”。

土肥原致力於華北“自治”，在拉攏宋哲元遭受挫折後，即著眼於冀東，企圖利用殷汝耕樹立一個“自治”典範，開啟一個缺口，以實現其分離華北的政策。照土肥原的盤算，以此促動，“說不定宋哲元也會屈服”。＇〔日〕土肥原賢二刊行會：《土肥原秘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3頁。＇　決定讓殷公開打出其叛國“自治”的旗號。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在天津與土肥原密謀後，當晚召集停戰區各保安隊總隊長開會，決定宣佈停戰地區自治。24日，殷汝耕返回通縣，當夜發表“自治宣言”，25日便在通縣宣佈建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殷如此盡心盡力，連上肥原的助手專田盛壽都感到：“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日〕土肥原賢二刊行會：《土肥原秘錄》，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3頁。＇

殷汝耕宣佈“自治”的訊息，給了國民黨政府以巨大沖擊。為防止事態的擴充套件，國民黨政府於11月26日宣佈撤銷北平軍分會，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通緝殷逆，撤銷灤榆、薊密兩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但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