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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國民政府,將所轄武裝力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南方革命形勢得到鞏固,為掃蕩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作了準備。

(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及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

隨著革命形勢的高漲,統一戰線內部鬥爭也日益尖銳起來。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國民黨內部分化加劇。左派廖仲凱、宋慶齡等人堅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不久,右派暗殺了廖仲凱。蔣介石策劃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5月丟擲“整理黨務案”,排斥和打擊共產黨,並竊取了國民黨中常委主席、組織部長和軍事部長等大權。

1926年6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正式透過了出師北伐案,6月5日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1日釋出動員令。

北伐軍兵分三路:主攻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另一路指向江西。以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主體組成的第4軍葉挺獨立團為先鋒,第4、第7、第8軍等攻克醴陵、株洲、長沙等地後,隨即攻入湖北,連克要隘汀泗橋和賀勝橋。10月10日攻克武昌。另一路以李富春、林伯渠擔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職,並有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為骨幹的第2軍和第6軍,攻人江西殲滅了孫傳芳主力,佔九江、南昌要地。至此,北伐軍殲滅了數倍於自己的吳佩孚、孫傳芳兩部北洋軍閥主力,革命勢力從廣東擴充套件到長江流域。同時,退守綏遠的馮玉祥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於1926年9月17日率所部國民軍在綏遠五原誓師,揮戈南下,佔領陝西,進軍河南,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

北伐的勝利引起內外反動勢力的恐懼,英、日、美等帝國主義除繼續支援北洋軍閥殘餘勢力,進行直接的武裝干涉之外,還分化破壞國民革命統一戰線,暗中拉攏蔣介石作為它們新的代理人。蔣介石為謀求外國的“援助”以實現其軍事獨裁的統治,亦密謀和帝國主義勾結。在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和流氓頭目的支援下,蔣介石悍然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批屠殺和逮捕共產黨員、工人領袖及革命群眾。在江蘇、浙江、廣東各地亦進行了同樣的逮捕與屠殺。7月15日,在武漢的汪精衛亦召開“分共”會議,叛變革命,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破裂。

四、新軍閥的統治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繼續

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背叛革命,實行“清黨”與“分共”,國民黨由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變成了一個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其內部寧、漢、滬、桂等派系不斷進行明爭暗鬥,蔣介石曾於8月暫行下野。1928年寧、漢、滬三派由對立轉向合流。2月,國民黨召開二屆四中全會,改組政府和中央黨部,由蔣介石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會後,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桂(系)四派達成暫時妥協,“並於4月發動討伐奉系張作霖的“北伐”戰爭,張作霖被日本預謀炸死,張學良出任東北保安司令,改易旗幟,服從南京國民黨政府。

在此之前,新疆也成立了以楊增新為主席的省政府,於6月20日宣佈服從南京國民黨政府。至此,國民黨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國範圍內的統一。

這種形式統一,不久又告分裂,產生大規模的持續混戰,先後發生1929年3月的蔣桂戰爭,10月的蔣馮戰爭,12月的蔣桂張(發奎)戰爭,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唐(生智)石(友三)反蔣戰爭和1930年的蔣馮閻桂中原大戰等。在這些混戰中,由於蔣介石控制著中央政府,並得到英、美帝國主義和江浙財閥的支援,軍事經濟實力雄厚,又以進攻威脅與分化瓦解相結合,因而多以蔣的取勝而告終。

1931年5月,蔣介石召開“國民會議”,制訂了所謂《訓政時期約法》,為其軍事專制披上了一層“合法”外衣。並依靠軍警憲特的血腥屠殺,建立獨裁統治,壟斷了國家的一切權力。廣大工人農民在大革命時期所爭得的一切權利均被剝奪,工資待遇、勞動條件、生活條件及言論行動等各方面狀況日益惡化。農民遭到地主豪紳的剝削,單是附加稅,就超過正稅“三十倍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則普遍皆是。”'李作周:《中國的田賦與農民》《新創造》2卷1、2期,1932年7月。'

蔣汪叛變革命後,白色恐怖一時籠罩中國。由於逮捕和屠殺,全國共產黨員人數由6萬人減少到1萬人,工會會員由300萬人減少到3萬人,而農會會員大部分散失,革命轉入低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組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