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地位，文史家、星曆家被當作倡優一類人，為流俗所輕。即使在這樣的人如司馬遷者心目中，李延年、李廣利之流也是被看不起的，更別說一般士人了。那麼，李陵屈居倡優李廣利手下，僅僅負責輜重，恥辱感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就可想而知了。

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秋，漢武帝派樂人出身的外戚、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李陵主動向漢武帝請命，率領步兵五千人，出居延海以北，迎戰匈奴三萬騎兵。這樣懸殊的力量對比，簡直就是自求一死。李陵的內心，不僅有在李廣利手下的恥辱感，隱隱地，也許同時還有以此舉作為指祖父“數奇”的無聲抗議。而漢武帝亦兒戲般地答應了李陵的請求，還不時催促出戰。結果，李陵的五千兵被匈奴單于以八萬兵包圍，而李廣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戰後“遂降匈奴”，漢廷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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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刑】蠶室裡的花朵（3）

班固《漢書》記此事，有一處很有趣的細節：“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李陵獨自一人去往匈奴營中，所為何事？真是找單于單挑獨鬥嗎？我想，李陵大概早就想好了後路，與單于一席談，敲定了事情的結局。偽作《答蘇武書》中的名句，傳神地表達出了這種心情：“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

漢武帝詢問大臣對此事的看法，滿朝大臣都指斥李陵，惟獨司馬遷為李陵辯解說：“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轉鬥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遊說，下遷腐刑”（《資治通鑑》），漢武帝認為司馬遷為李陵遊說，是為了詆譭李廣利，遂“下遷腐刑”。

在主流意識形態“華夷之辨”論者看來，李陵是漢奸無疑，為李陵辯護的司馬遷，歷史上也飽受非議。事實上這種論調延續了兩千年，司馬遷之後，鮮有人再為李陵辯護。直到作家張承志，在其名篇《杭蓋懷李陵》中如此辯說：“靜若處子，動如脫兔，人在不測中遭逢這種前途並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當他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

李陵行為中所隱含的況味複雜。國家和個人的矛盾衝突，一己的艱難抉擇，不是永遠都是一個重大的命題嗎？

諷刺的是，公元前90年，李廣利率七萬人又出擊匈奴。在長安，李廣利的兒女親家、丞相劉屈氂夫婦以巫蠱詛咒皇上，腰斬梟首，李廣利的妻子亦遭收捕。這是戾太子巫蠱案的餘響。李廣利聞訊，在塞外範夫人城，也像李陵一樣投降了匈奴。

40多年後，公元前51年，漢朝和親匈奴，單于入朝。李陵事件，司馬遷所受的宮刑，在漢匈和好的歷史迴圈中，都化作了一縷灰燼。

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在遭受宮刑之後，在七年前漢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鐵案的情勢下，司馬遷明知給獄中的任安寫的這封回信，必會上達天聽，但他雖然委婉、然而堅決地再次實現了替李陵的辯護：“身雖陷敗彼，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而且，順便諷刺了大臣們和漢武帝的醜態：“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由此可見，司馬遷並沒有後悔，他只是感受到了恥辱。這個恥辱是漢武帝強加給他的。司馬遷完成《史記》後，“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漢書·司馬遷傳》），只留一個副本在京城，藏之名山的正本要等待後世的聖人明君來傳承，這是對漢武帝的最大輕蔑。至少從傳說中的夏朝就已經出現的宮刑，在司馬遷的一冊《史記》面前，失去了專制皇帝所要求的身體媚術的功能，轉化為巨大的心靈恥辱，以至於司馬遷“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可是司馬遷並沒有對自己的選擇後悔，對他身體的戕害，甚至催生了司馬遷從“以求親媚於主上”到“發憤著書”的決心，催生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著名論斷。宮刑的恥辱，死亡的殘酷，身體政治學的媚術鐵律，在“千古書信第一”的《報任安書》面前，統統被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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