乎民國二十年杜祠落成，王曉籟非特和虞洽卿、黃金榮同任「總理」，三大亨之一的嘯林哥反而只落了個協理，尤且粉墨登場演了出「八百八年」，卽可概見怕在杜月笙跟前所用功夫之深，與乎當時他的杜門位置已在張嘯林之上，而徑與黃金榮分庭抗禮了。

由於國華銀行一案，登門拜訪杜月笙的錢永銘，往後和王曉籟同樣成為杜月笙的至交密友，錢永銘（新之）是浙江人，但卻出生於上海，世家子弟，卓犖不群，他自法國留學歸來以後，便在上海銀行界工作，早期他對黃杜張這一幫子人的觀感，據他告訴法學專家，後來同為杜氏友好的呂光說：

「租界時代，上海五方雜處，繁複不可盡述。有些人憑恃著租界的勢力，和當時國政的寙敗，產生不少地方上不正當的力量。我們做銀行業務的人，跟外間的接觸甚多，但是對於這些勢力圈中的人，老實說，既不能臭味相投，也不願引以為友，更何況折節下交！」

這便代表了當時上海上流社會中人，對於杜月笙等人的一般看法。刻薄一點的講，要說是「疾惡如仇，避之有如蛇蠍！」似亦並不為過。

錢新之這個人，可以稱為工商世家，接受歐西教育，新派智識份子成功者的典型，他說得上是少年得意了。早在民國十一年六月，增資為國幣兩千萬元的交通銀行股東會，公選南通狀元，中國第一位實業鉅子，民元的實業總長張謇擔任「總理」，而以少年翩翩，博學多才的錢新之出任「協理」。—當時的張狀元高齡已達七十歲，常住南通，他自己創辦的龐大事業，實已使他「險難重重」、「無日不為實業籌款」，所以，他當交通銀行總理只不過是掛個名而已，一應行務，多由錢新之負責主持，他對交通銀行的重大貢獻，是抑止民國十年中交兩行的擠兌風潮，窮為了提高交行幣信，他以雄渾的魄力，設立分行發行總分庫，專營發行業務。這就是說︰但有交通銀行的地方，交行發行的鈔票，隨時可以兌現。

當了整整三年的交通銀行「老闆」，民國十四年五月交行改組，他和張狀元同時辭職，繼其任者為北政府時代的「二總統」、「大財神」——梁士詒。

年關一到雙腳直跳

民國十六年以前，全國的金融重心，雖分南北二地—上海與天津，但是由於北政府設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實力，遠超過東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鼎南京，雖然內憂外患，荊棘叢叢，可是觸覺敏銳的金融家，已可覘知全國統一之局期不在遠，因此他們派出一支尖兵，由錢新之擔任代表，到南方來試探一下跟國民政府攜手合作的可能性，於是，錢新之便以華北系四行，中南、金城、鹽業、大陸等銀行四行儲蓄會經理和準備庫主任的名義，重回上海。自茲他便成了僕僕風塵於京滬之間的忙人，紅人與要人。

國民政府借重他的長才，先後請他出任過浙江省財政廳長，和財政部次長，甚至有一度鑑於他和法國上層份子，交誼密切，發表他為駐法公使。

像這樣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為國民政府所倚重，又復是上海的金融重鎮，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於攀交。但是，苦於杜月笙有跟錢新之結合的願望，錢新之卻認為並無「折節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於是，一次兩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萬分的失望與惆悵。

但當錢新之碰到像國華銀行那樣棘手的事，國華生死存亡，千鈞一髮，錢新之受了唐壽民的懇託，復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觀，他環顧滬上，「得通者昌」之士，雖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夠不惜犧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錢新之是冰雪聰明的一個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曉得他決不會「舊憾新怨、睚毗必報」，毅然決然的去找他幫忙，果然，他這一寶押準了，杜月笙甘冒「撤銷擅自民眾大會議案」的大不韙，救下了險象環生的國華銀行，因此，當錢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認，—他從內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呂光透露，他對杜月笙觀感改變的經過，他說：

「我們起初對『勢力圈』內的人，觀感如此，但是，殊不知眞正的血性朋友，和有偉大氣度的杜月笙先生，就從這個圈子裡卓然特出，不由得我們不加敬佩﹗」

他又讚頌不置的說：

「杜月笙的名氣，漸漸洋溢，我從多方面知道他︰能重然諾，能敬重好人，能仗義疏財，能說公道話，能擔代人家所不能擔代的事。總之，是我們值得敬他，愛他，而且願興他結交的朋友。」

錢新之興致勃勃的講起他和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