塊地皮和地上房屋產權屬於誰，實際上，它應該屬於村民的公產。但是在教會的擴張過程中，教會在尋找建教堂地皮的過程中，往往冒出某些無賴，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騙說這些無主的廟宇是他家的產業，然後把它賣給教會。待到教會真的在自己“買來”的產業上拆廟動工蓋教堂時，村民才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於是大譁。雖然這些破廟平時看起來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沒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將之拆掉，變做另外一種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經就都緊張起來，神廟的鎮壓作用，辟邪作用都從人們的記憶深處冒出來了，人們甚至還記起了這些神廟當年是如何的靈驗，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聖，如果聽任洋人拆毀，將會給村莊帶來怎樣的災禍等等。由於茲事體大，這種教案糾紛往往鬧的時間特別長，爭、鬧、打、打官司，然後再爭、鬧、打，往往會鬧上十幾二十年。著名的山東冠縣梨園教案，就是民教雙方爭奪該村的玉皇廟的廟產引發的。

當然，有的時候，誤會和不誤會往往攪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鬧起來的時候，有四個根本不相干的俄國人在亂中被殺，可抓來的疑犯，每個人都供說，他們之所以參與，是因為聞說“外國人打官鬧事，（指法國領事豐大業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門事），心生氣忿”，因此前去救護的。其實呢，這些混混無非是在趁亂打劫。事變中，四個俄國人的財物都被搶走，其中一個俄國女人戒指被搶，連指頭都被剁掉。還有很多規模很大的教案，其實就是由於某些匪類覬覦教會的財產，因此利用誤會，製造謠言，說教會拐賣兒童，挖心摘眼，再舉出“物證”一隻童鞋之類的東西，往往就會鬧出大事來。

無論誤會還是不誤會，教案的主導者往往都是鄉紳或者其他鄉社組織（包括幫會）的首領。像做過湘軍將領的湖南人周鐵漢這樣、特別富有衛道情緒的鄉紳，當然也有，不過更多的鄉紳反教，主要是看不慣鄉村崛起另外一個文化和威權中心，分享了他們的世襲權力。大多數教案，如果前臺沒有鄉紳領頭的話，追究下去，背後都有某些鄉紳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檔案和地方誌，留下來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讀書人之手，有的還是八股體，讀起來抑揚頓挫，合轍押韻。不過，鄉紳畢竟要跟著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們的鬧教打教行為，他們多數都會識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鐵漢，官府要想制住他也並非難事。

但是問題是，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件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政府對這種在武力壓迫下的開禁，始終耿耿於懷，對挾堅船利炮進入的洋教，往往懷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許像貴州提督田興恕，廣西西林知縣張鳳鳴這樣對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強硬態度的官員，並不多見，但在整個19世紀的後半葉，利用民間的反教情緒暗中抵制，始終是清朝對於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們對於教案往往有種說法，認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國的地方官往往向著傳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對縣太爺頤使氣指。顯然，這種情況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檔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開始官府幾乎都向著民方，有時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於教方的證據，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絕不稀奇。一個案卷，看前面，整個官司一面倒地傾向於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證詞是真實的，給人感覺好像教會方面簡直十惡不赦。但是看著看著，突然之間，風向轉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後結案，多半是民方敗訴，該抵罪的抵罪，該賠償的賠償。很明顯，這是傳教士透過外國領事或者公使，把狀告到了總理衙門的緣故。當然，這種外力借強權干預中國司法的行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我們的地方官葫蘆僧亂斷葫蘆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觀上斷定教會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問題。

誤會的和不誤會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於那些非常明顯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採生割析之類的控告，官府從不做分辨，一味聽信，等到外國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於案件審理前踞後恭的狀況，官府卻不做任何解釋，讓打官司的民方覺得，官府只是屈從於外國的壓力才枉法曲斷的。在查閱教案卷宗時，我發現，非教民最熱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緣由荒誕不經的事件，發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裡放漂白粉（因為當時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飲用水不潔），會被當成往井裡下毒，天旱不雨，會認為教會做法，止住了雲雨，拐賣嬰兒的事情已經不需要說了，反正只要機緣湊巧，一切都會被一般民眾當成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