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譯文學，而是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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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海邊的卡夫卡》（3）

最後，請董小姐向廣州讀者轉告我真誠的問候。我是半個廣州人。從1982年開始我在暨南大學工作了十八年，在廣州度過了人生中仍富於激情、雄心、夢幻和苦惱的歲月。村上的大部分作品也是我吃著廣州大米喝著“王老吉”翻譯的，敏感的讀者想必會從字裡行間嗅出“廣味兒”。多謝！

（　２００３年５月　採訪者董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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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村上作品的翻譯（1）

記　者：作為一名譯介家，給人感覺往往像是電視電影的配音演員一樣，重要的，但又是幕後的，就像在中國，知道卡夫卡的人未必知道葉廷芳。但是您好像幾乎是跟村上春樹一起出名的，我們知道了村上春樹，當然也知道了您，您怎麼看現在的中國的譯介事業？

林少華：的確如您所說，對於一部外國文學作品而言，譯者應是幕後人物。而我卻從幕後一下子躥到了前臺——就是說讀者給了我更多的關注甚至偏愛，這隻能解釋為一種幸運。就說這次吧，從日本回國後收到滿滿一紙箱讀者來信，以一天一封計，也有三四百封。不少來信索性把我當做知心朋友——儘管我其實是個半大老頭兒兼窮酸教書匠——傾訴她（　他　）們心中的困惑和苦惱，使我能夠直接觸控一顆顆孤獨而坦誠的心靈。這確實讓我感動，覺得自己前半生總算做了一件多少有益於社會有益於他人的事。這是文學的力量所使然，而文學的力量甚至大於政治的力量，在某種意義上。

關於中國現在的譯介事業，不妨概括為兩句話：欣欣向榮，問題多多。好比暮春時節漫步於廈門鼓浪嶼，彈奏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鋼琴聲此起彼伏，但真正彈好的並不多——大部分人彈對了琴譜，只有極少數人彈出了靈魂的震顫。譯壇所以出現類似情形，主要是因為不少譯者母語功力和悟性不夠。翻譯這東西——我是指文學翻譯——大體說來，三分外語，六分漢語，一分天賦。在這個意義上，最理想的是一個人既是作家又是翻譯家，村上便是這樣。我國解放前也比比皆是，如蘇曼殊周瘦鵑劉半農周作人郭沫若等等。解放後由於書香門第和家學傳統的人為中斷等多種原因，再沒產生這樣的“兩棲”人物。這對於譯界以至整個文化界是個令人痛心的損失。大學課程充其量只能培養翻譯匠，翻譯家是培養不出來的，一如大學培養不出作家。

記　者：中國人翻譯日本文學大約都有一種文化認同感，您覺得村上的小說裡的都市性質，包括音樂、酒吧文化等時尚元素跟中國的城市文化很相似嗎？而實際上村上已經是五十出頭的人了，中國的“村上迷”卻大多是二三十歲的所謂白領階層，年齡的差異是否也體現一種現代化程序的差異？你怎麼看這種差異？

林少華：比之鄉土文化的千差萬別，城市文化更容易同國際接軌，至少音樂CD、啤酒、威士忌一類小道具同日本的已相去不遠。當然，村上小說中打動我們的更是形而上的時尚元素——時尚都市男女心中特有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既非焦大的孤獨又不是林黛玉的孤獨，只能是公寓套間和空調辦公室以至酒吧裡的孤獨，即所謂村上式的孤獨。不過村上倒是孤而不獨，他正是用孤獨與我們溝通。換言之，非孤獨便無以溝通。恐怕這才是村上小說中根本的都市性質和時尚元素。這東西是可以跨越年齡的。其實在村上讀者的年齡層上日本和中國差不多。日本時尚雜誌《　日經entertainment　》今年3月號做過一次調查，結果表明村上春樹仍是20～29歲男女青年最喜歡的作家。村上本人也說過儘管自己的年齡增長了，但讀者的年齡沒有增長。而這點中國也大體一樣，就是說年齡上沒有明顯差異。有差異的莫如表現在“森林熱”上——在日本，《　挪威的森林　》熱早已降溫，而中國仍“高燒未退”。這一差異應該說同現代化程序的差異有很大關係。至少有一點可以斷定：中國現在的城市化程度同日本七八十年代有許多相似之處。

記　者：我讀您翻譯的村上作品，雖然寫的是現代都市，但是我也能讀到一種中國古典文學的韻味，比如唐詩的意境，有些地方您乾脆就用近似古詩的語言進行演繹，這跟您的個人趣味有關係嗎？這種帶有個人化的翻譯方###不會影響原文？

林少華：是同我的個人趣味有關係。我自小喜歡中國古典文學。年輕時喜歡天風海濤無可抑勒的唐詩，進入中年則偏愛低迴流連含蓄雋永的宋詞。我認為漢語的感染力至宋詞已達極致。適當汲取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