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老師、中國女孩和中國推銷員，而且總的說來都屬於正面形象。傑話語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愛心，又有幽默感，“他雖說是中國人，日語卻說得比我俏皮得多”（　《　且聽風吟　》　）。因此無論“我”還是“鼠”都和他相處得很融洽，甚至不妨說是兩人惟一的知心朋友，以至《　尋羊冒險記　》中的“我”把一張金額“好厲害的”支票看也沒看就交給了他。《　去中國的小船　》中的中國女孩是“我”打工時碰上的十九歲的女大學生，“說長得漂亮也並非不可”，並且“幹活非常熱心”，“我”誠懇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覺得你這個人非常非常地道”。對於去外面一所小學考試時偶爾見到的負責監考的中國老師，二十年後“我”還能記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試前說的那句話：“抬起頭，挺起胸，並懷有自豪感！”對於相隔十幾年相逢的高中同學、推銷百科事典的中國人，“作為我也不明白所以地覺得親切”。前年我在東京見村上，村上特意強調這個短篇是根據小時候在神戶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並且說他是在神戶長大的，神戶華僑非常多，班上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說，從小我身上就有中國因素進來。父親還是大學生的時候短期去過中國，時常對我講起中國。在這個意義上，我同中國是很有緣分的。”

2004年9月，村上新出了這部名叫《　天黑以後　》的長篇小說，裡面再次出現了中國人、中國女孩。女孩同是十九歲，同樣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學生，而是由不法中國人偷運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說開始不久悲慘場景就出現了：天黑以後在情愛旅館接客時因突然來了月經而被一個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臉腫，衣物也被剝光搶走，赤身裸體地蜷縮在牆角吞聲哭泣，床單上滿是血跡。半夜在餐館裡獨自看書的女主人公瑪麗因為會講中國話，而被旅館女經理透過吹長號的大學生高橋找來當翻譯處理這場“麻煩”，故事情節由此進一步鋪展開來。

很難認為這個中國女孩的遭遇是這部小說的重心，所佔篇幅也並不大，但她無疑是上下縱橫、虛實交錯的小說空間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點（　point　）。圍繞這個點，不同的人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情愛旅館女經理、職業拳擊手出身的阿薰對白川大為憤慨：“為了不讓報警，渾身上下剝個精光，卑鄙的傢伙，一文不值！”為了不饒過這個“暴打無辜女孩的傢伙”，她費了不少周折把防範攝像機裡的白川頭像用電腦列印下來送給那個中國男人，以便由中國人將白川耳朵割掉一隻。瑪麗則說“從看第一眼我就想和她成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覺得那個女孩現在徹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而高橋沉思後認為瑪麗的姐姐愛麗正在另一家類似情愛旅館的地方“遭受無謂的暴力，發出無聲的呻吟，流著看不見的鮮血”。事實上愛麗也在彷彿是白川辦公室那樣的房間裡沉睡不醒。後來醒來時但覺身體變成了空洞，“迄今為止使她成其為她的器官、感覺、血肉和記憶被某人之手熟練地剝奪一空。結果，自己變得什麼也不是，徹底淪為僅僅為外部事物透過提供方便的存在”。於是，愛麗的處境和中國女孩的遭遇果真有了一條令人深思的隱喻性紐帶。就這三個人態度來說，顯然是“善”或類似“善”的情感的流露。這裡，作者無疑肯定了“善”和“善”的力量，“善”（　愛心　）最後使瑪麗和愛麗雙雙獲得瞭解脫和再生，也可能使白川少一隻耳朵“戴不成眼鏡”，使中國女孩的遭遇不至於在異國夜晚完全化為零。

不過相比之下，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更在於由中國女孩遭遇這個點所折射出來的“惡”。惡的化身當然是白川，但白川的惡不同於那個騎越野摩托穿黑皮夾克留褐色馬尾辮強迫同胞接客的中國男子的惡。概括起來，白川的惡或“白川式”的惡有這樣幾個特徵：第一，“身高、體形和髮型都極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頭也幾乎留不下印象。”也就是說是個外表沒有任何個性特徵的普通傢伙，但用阿薰的話說“普通傢伙才最兇不過”。而這同愛麗房間裡用半透明面具掩住面部個性特徵——這也正是其“真正令人懼怵之處”——的“無麵人”在實質上互為表裡。第二，衣著考究，整潔利落，文質彬彬，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不像野蠻毆打對方剝光衣服拿走那一型別”。第三，作為電腦技師，不僅敬業，技術上也是“頭號高手”。無論多麼複雜的故障也能手到病除，用他的話說，就算情況再糟糕也能“把球擊進穴位”。第四，近乎怯懦的神經質、精神壓力大。在便利店買蘋果要在燈光下從各角度檢查，反覆好幾次才挑出一個大體可以接受的蘋果。下班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