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學批評家。但另一方面，自己畢竟比一般讀者有更多的機會接觸第一手資料和原來的文字，所以我想自己還是有義務嘮叨幾句，有義務讓大家分享我相對多佔了的“資訊資源”，同時也可藉此同朋友們進行交流。

譯罷掩卷，我忽然心想，生逢這個沒有鐵馬冰河、無須挑燈看劍的時代，我們或許只能從剃刀、從掏耳朵的棉球棒裡尋找哲學。這能怪誰呢？誰都怪不得的。何況，這其實更是一種幸福、一種近乎奢侈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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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的村上（1）

村上春樹認為他寫小說就好像開啟一扇密門，獨自走進黑乎乎的門內去觀察去體驗去鼓鼓搗搗。因此我們透過小說看到的村上應該說是門內的村上，影影綽綽，撲朔迷離。而現在這本隨筆集，終於讓我們看到了門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門外光天化日下的現實中的村上，也只有翻開他的隨筆。因為村上一般不接觸出版界以外的媒體，不上電視不上廣播不上講臺，不接受記者採訪。這一方面是他“怕見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為了保護個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寫小說和搞翻譯外還寫了不少隨筆，也幸好在隨筆中他是個他所欣賞的那種“心不化妝”、“精神上不化妝”的人，使我們得以看到“門外”村上的音容笑貌、舉手投足，看到不同於小說主人公的“我”的“我”，看到他與常人有異而又無異的喜怒哀樂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種種際遇。

在隨筆集《　終究悲哀的外國語　》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時代不怎麼用功，一味和女孩廝混、泡酒吧、打麻將，甚至吸菸，補習了一年才考進早稻田大學文學院的戲劇專業。考上後還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試時被人一口回絕，氣得他差點兒破口大罵（　《　“金字塔”景觀　》　）。他自嘲幾年大學生活“惟一的收穫”就是談戀愛得到了現在的夫人陽子（　有人考證說是《　挪威的森林　》中綠子的原型　）。而且沒畢業就結了婚。婚後東籌西借千辛萬苦開了一間酒吧，像“拉車的馬”一樣起早貪晚幹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蔥細細切碎”，因而練就一手切元蔥不流淚的絕活（　《　遠離捲心菜卷　》　）。他還詳細談了四十歲以後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產生的種種煩惱。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齡無關，但須符合以下三條：（　1　）穿運動鞋；（　2　）每月去一次理髮店（　不是美容室　）；（　3　）不一一自我辯解。他認為第一條自己絕對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運動鞋。第三條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來為自己辯解”。最傷腦筋的是第二條——“我的頭髮有一處不聽話的地方……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煩。”一次從倫敦一家理髮店回來往鏡裡一看，“怎麼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臉長得就無人欣賞，又給糟蹋到如此地步。……很長時間都沒情緒外出，刮鬍須時儘量不打量自己的臉。”（　《　穿運動鞋去理髮店　》　）

當然，這本隨筆集是作者1991年至1993年旅居美國期間寫的，主要篇幅寫的是美國。其中有關日本和美國的比較讀來尤其有趣。例如關於錢。村上說日本人總是把個“錢”字掛在嘴邊，動不動就有人說“村上君寫暢銷書錢大大的有，花這點兒算什麼”（　村上心裡罵道純屬瞎操心　）。而在美國除了迫不得已的場合人們一般不提錢，這種彷彿視錢為陌生物的“紳士氛圍”讓他大大舒了口氣（　《　大學村snobbism的興亡　》　）。再如男女平等問題。在美國常有人問村上的夫人做什麼。村上回答說算是當自己的秘書：校閱整理自己的文稿、接電話、寫回信等等。若在日本這樣的回答十之###得到理解。而美國婦女聽了則滿臉困惑，似乎在說——“哼，千說萬說，說到底書皮上寫的還不是你一個人的名字！”後來村上終於明白，原來對方期待的標準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來美國後對流浪漢（　homeless　）問題發生興趣每天在流浪漢供食中心參加服務活動還每星期去兩次希伯萊語學習班準備將來把希伯萊語文學介紹到日本去。”（　《　關於精力旺盛的女人們的考察　》　）

也有對更嚴肅問題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國東部名校普林斯頓大學（　愛因斯坦曾在此任職　）。他發現該大學教員是個相當特殊的群體：報紙必看《　紐約時報　》、雜誌必訂《　紐約客　》、小說必讀加西亞·馬爾克斯啤酒必喝進口的、汽車必開灰頭土臉不顯眼的、衣服必穿皺皺巴巴半舊不新的。否則就要被視為異類受到排斥。總之大學是不混同於世俗社會的自成一統我行我素的城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