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結盟，不是政治結盟，是經濟結盟。從經濟結盟先開始，有條件的話再談政治結盟問題。   
“9·11”改變美國 倒薩戰爭改變世界�
倒薩戰爭向全世界證明，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可不是說說玩的。從此往後，國家主權失去了保障，聯合國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國際間一切都看拳頭大小，完全回到叢林法則上去了。就此意義上說，“9·11”改變美國，倒薩戰爭改變了世界。 眼下的中國剛學會從國家利益角度看問題，現在又要它在區域的框架內解決國家利益，這對中國來說，首先是觀念上的一次跳躍。 � 王湘穗：扼要地回顧近代世界發展史，可以大致把世界秩序的主導力量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歐洲主導，不論是荷蘭、西班牙、還是法國或英國；第二階段是歐美共同主導；第三階段是美歐主導，雖然是共同主導，但順序變了。現在是一個新階段，即美國想單獨主導世界秩序的階段。目前美國的軍事力量在世界上佔有絕對優勢，美國選擇什麼戰略，就可能牽動世界秩序向什麼方向傾斜。美國看重主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就受到懲罰；美國要打“人權”戰爭，國家主權就受到威脅；美國奉行“先發制人”戰略，主權國家就失去了最後的安全保障。 “9·11”後，美國選擇了“先發制人”戰略，只要認為你是美國的威脅，就可以透過戰爭打你、廢你。倒薩戰爭向全世界證明，美國的“先發制人”戰略可不是說說玩的。從此往後，國家主權失去了保障，聯合國也起不了什麼作用。國際間一切都看拳頭大小，完全回到叢林法則上去了。就此意義上說，“9·11”改變美國，倒薩戰爭改變了世界。� 喬良：在“9·11”事件發生後，我和王湘穗寫了《“9·11”後大勢研判》一文，主要觀點是“9·11”才是20世紀與21世紀真正的分水嶺。其標誌性意義是美國自第一次海灣戰爭到2001年9月11日之間達到它自己也達到有史以來一個國家所能到達的巔峰之後，從這一天開始，步入漫長的下滑線。當然，這一下滑過程將可能是非常漫長的，不是一下子就顯露無疑，甚至在這一過程中，還可能多次出現迴光返照式的高峰值現象，但這都無助於挽回一個帝國終結的命運。因為這是所有帝國的邏輯，概莫能外。任何帝國的晚期，都會由於擔心帝國命運的扭轉不得不趁自己實力強大時發動防患於未然的戰爭，其結果無一例外是加速了帝國的消亡。美國現在做的，正是這件事。“9·11”是非國家行為體——非政府組織（NGO）包括恐怖組織走上世界舞臺中心的標誌性事件。應對這一現象特別是對付國際恐怖勢力，本來需要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合作，但急於為“9·11”復仇並希望世人迅速恢復對美國的政治和經濟信心的布什政府，卻一味奉行單邊主義路線，把這種可能性變成了美國打擊其他國家的戰略機遇。� 王湘穗：美國現在找到了一頂帽子，就是“恐怖主義”，這頂帽子往誰腦袋上一扣，它就可以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了。如果這個程式合法，就擁有了向任何國家開戰的理由，至少是制裁的理由。聯合國是大國均勢的產物，大家用這個東西相互制約。前提是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如果主權喪失了，國家的基礎就沒有了，國際間和平共處也就沒有了最低限度的保障。 對於美國，對於一個獲得話語權的國家來講，反恐理由的最大好處，就是有高度的選擇性，充分的自由度，可以把“恐怖主義”這頂帽子用在任何一個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的國家。比如說，基地組織許多人是沙特人，美國雖然也懷疑與沙特有關係，而偏偏說與塔利班有關係，把主要矛頭對準阿富汗，就是要去打阿富汗。現在它認為是伊拉克支援基地組織，就打伊拉克。沒有證據？你可能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也可以去打你。下一步，要打敘利亞或其他國家也可以用這種方式。這是在國際關係中搞“莫須有”，這樣美國人就逐步把國際關係變成了順者昌、逆者亡的秩序。 剛才喬良談到，誰能捕捉國家利益的最新變化，誰先佔誰先得，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在技術上這點很明顯，像SARS（非典）研究，誰有專利意識，誰反應快，誰就可能獲得利益；在軍事上，以前是大打小，強打弱，而現在是動作快的打反應慢的，強與弱主要體現在反應快慢上。在國際爭端上，誰能最先認識國家利益的變化趨勢，誰就能保護自己的利益或者獲得新的利益。 國家利益的觀念對於中國人來講，還是一個比較新的命題，但對很多國家來說已經是一個常識，像摩根索所說的，國家利益像“一顆指引方向的星星，一種思維標準，一種行動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