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敵對國家的入侵一直是各國安全戰略的核心內容，國家安全資源的運用和國際秩序的設計都側重於此。中國的安全戰略也不例外。 隨著兩極格局解體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以單一領土擴張為目的的戰爭日漸式微，中國遭受大規模入侵的可能性相對降低。同時，改革開放的深入帶來了社會階層間利益格局的全面和深度的調整；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在使中國從中獲利的同時，也難以完全迴避各種國際爭端。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廣的發展空間的同時，中國面臨的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危機因素也會大大增加。� 喬良：這些形形色色的危機擴大了確保國家整體安全工作的內涵。它要求我們不能僅對危機進行一般性、隨機性的關注，而是要把應對各種危機、控制各種危機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擴大防範和控制影響國家安全的視野，尤其是那些可能帶來難題、帶來麻煩的非傳統戰爭的危機因素，那些可能製造危機的國際敵對勢力，那些遠比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成本要低得多，回報率也高得多的戰略選擇，那些可能陷我於危機之中，趁我首尾難顧時直接攫取利益，延緩我經濟發展程序情形的出現。� 王湘穗：我們現在的國家安全體制的著眼點，基本還是在維護實物經濟正常執行，對如何保衛虛擬經濟執行的問題考慮得太少，有也是防止網路犯罪、小的金融投機，這能對付索羅斯嗎？《莊子》說，常人防小偷，把箱子鎖得很牢，遇上大盜，連箱子一起提溜了。如果不研究這個問題，中國有一天也會像馬來西亞一樣，被國際遊資把20年經濟成果毀於一旦。更值得警惕的是，製造和利用危機，正在成為國際上流行的敵對勢力間互相破壞他國穩定的重要手段。一次惡性危機的發生，對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其破壞程度完全可能超出一場區域性戰爭。我們為什麼老講“超限戰”，就是為了避免人們光注意傳統軍事威脅，而忽略了正在日益迫近或始終徘徊於側的各種危機。� 喬良：　現在不論國內外，對危機和危機管理的研究，低則過低，高則過高，至今無人認識到應把危機和危機控制既放到國家安全戰略高度去考量，又落到技術層面的實處去尋找解決辦法。這一理論空白，為危機問題的研究者們留下了大有作為的空間，但難度甚大。　為更好地應對和控制危機，中國應當積極探索，構建自己的危機控制體系，包括：建立國家危機控制方面的最高諮詢機構；建立綜合性危機管理機構；建立危機資訊收集網路和分析中心；制定應對危機的政策，設計危機處置程式並獲得立法授權，如制訂危機時期媒體管制辦法等；制定各類危機處置預案，建立反饋性預案的快速生成系統；加強對公安、武警等的處理危機培訓；研發處理危機需要的特種技術和裝備；建立全國性的危機控制指揮自動化系統；建立分類管理與區域化管理條塊結合的危機管理體制；建立國際間危機協調機構。　對全球性的危機，要有像WTO一樣的全球性危機防範和處理機制，需要各國政府以及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間的協調行動。因為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面對全球危機潮，去單邊實現國家的安全。　在付出許多代價之後，我們應加緊對控制危機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緊建立中國綜合的危機應對體制，這是中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上控制危機的基礎條件。� 王湘穗：現在很多人都講要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當然也很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有一群夠水準、能獨立又站在國家立場上思考的外腦。政府的研究機構，一般都按照統一口徑說話，也就是個寫作班子。信陵君門客三千，大多是雞鳴狗盜之徒。國外用基金會的方式養外腦挺好，它經濟獨立，不依附機關，就有獨立的立場。像王建的模式就很好，總有獨立見解，能推出各種分析報告，去影響決策。� 李曉寧：斯賓格勒在鄉村也能思考問題。� 喬良： 一個小縣城裡，默默無聞的小學者，由於種種條件制約特別是資訊的閉塞，很難想像他能拿出震驚世界的理論來，現在已經不是斯賓格勒時期，光靠天分和冥想是遠遠不夠的。� 王湘穗： 我們還是看看美國，有多少基金會，多少人在研究，看似在搞屠龍之術，其實這是大國之道。基辛格、約瑟夫·奈、萊斯都是學者直接進安全委員會了，他們有真知灼見，也有獨立人格，就能起作用。� 王建：沒有危機的時候，照方抓藥就行了。� 喬良：這也屬於中國剛開始學做大國的一部分。� 王湘穗： 有些國家，如瑞典，馬上就開始立法，既然是法定傳染病，帶菌者和醫護人員、國家公務人員都負有法律責任，如果由於你的疏忽，傳染給別人就要追究你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