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良：個人道德和國家道德是兩回事。� 王建：從小同到大同，最後會不會是三大經濟區整到一塊，世界大同？� 王湘穗：大同不好，還是“和而不同”好。但你說的前景不能排除，至少是通往全球化“羅馬”的一條道路。� 李曉寧： 一本書最核心的部分是對一個重大問題的分析，不要強求每個地方都很好，如果太注意那些，會影響整個書的。� 王建：這是一個觀念的改變。中華民族要有面向未來的大胸懷，大境界。但也不能不講歷史。列寧說：“忘記過去，等於背叛。”問題是如何講法，演算法？� 李曉寧：這個賬有個演算法，算現在還是算以前。� 王湘穗：面對歷史問題，中國應該講現實主義，甚至應該講未來主義。善於面對未來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看看法國和德國，歷史上是夙敵，現世在做朋友。歐洲復興的基礎就是法德的和解。亞洲要想與歐、美平等地立足世界，中國和日本就必須攜手合作，這不是情感的選擇，而是利益的選擇。� 李曉寧： 發生衝突以後，要有談判。為什麼美國200年超過歐洲？我認為判例法幫了美國很大的忙。判例法就包含著談判機制。所以判例法糾錯能力強。愛迪生這樣的發明家才能出來施展，也會根據其發展調整制度使之與社會適應。� 王湘穗：如果過於糾纏歷史，缺少現實主義態度，這種精神狀態很難適應變化。剛才曉寧講，我們應該學習美國的判例法，就是要在法理層面保持彈性。� 李曉寧： 一旦中國和日本合作以後，它也是大陸法系，在日本打一場官司需要極長時間，司法上不協調，兩家怎麼弄這個事？發生糾紛長時間擺不平，怎麼發展？森綜合律師事務所就在做這個基礎工作，反過來我們中國沒有人做這個。� 王湘穗： 我們是大陸法體系，過於剛性。我們能不能利用後發優勢，在法制上搞一鍋“疙瘩湯”，給判例法留下一個介面？ � 李曉寧： 中國連民法典都沒有。正在起草，這是一件大事。做這個事非常非常難。� 王湘穗：你覺得美國的判例法比較好，更適應中國？� 李曉寧：那倒不是，但應該吸收判例法的優點，只不過在我們有生之年不容易實現。現在大部分出國學法律的人，都從美國回來，他們的很多建議都是美式的，一用，對不起，法律是有傳統的。我們沒有判例法的傳統。   
適應危機化生存�（1）
不能再把危機當成小機率事件，危機已經由個別的孤立事件變成普遍現象，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現在人類生存已經是一種危機化生存。 我們不能僅對危機進行一般性、隨機性的關注，而是要把應對各種危機、控制各種危機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層面上去思考和把握，應加緊對控制危機作出制度性安排，加緊建立中國綜合的危機應對體制，這是中國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上控制危機的基礎條件。 � 王湘穗：2002年底，劉亞洲、喬良和我一塊研究了危機管理和控制的問題，在國家安全研究委員會的年會上有一個發言。基本看法是要把危機問題放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否則就可能把本可避免或可控制的一些突發事件，演化成了一場社會甚至是國家危機。研究進而控制危機，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無法迴避的大課題。研究的時候，主要是對“9·11”和莫斯科劇院人質事件，現在“非典”一鬧，再次提醒了人們，不要再把危機當成小機率事件，應該明白現在人類生存已經是一種危機化生存。� 喬良：我們認為危機是由非常事件引發的險急狀態。今天的危機與以往相比，危機自身也正在出現值得關注的變化。危機由個別的孤立事件變成普遍現象，大量發生的危機和更多的隱患，使危機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一種常態；危機由偶發事件變成頻發現象，自然界越來越經常、越來越嚴厲的報復，既加劇了全球的貧困化問題，又凸顯了缺少合理公正的全球秩序與經濟全球化程序飛速發展間的巨大反差。有些危機久治不愈，成為令一些國家政府頭疼不已的安全公害。危機由主要是單一因素事件變成複合型事件，如今任何一種危機，不論是否因單一或多種因素引發，都勢必或多或少地表現出複合性危機的特徵，由此及彼，由簡單變複雜，為當政者始料不及；一些區域性危機往往會迅速蔓延，釀成全域性性危機，如在“非典”傳入北京的初期，因多種原因致使資訊嚴重失真，幾乎讓一場一般性的公共衛生危機，變成了嚴重的政府信任危機；一國危機隨時可能轉化為跨國危機。發生在任何地方的危機，都可能迅速擴散，衝擊其他國家，蔓延到整個區域甚至是全世界。� 王湘穗：長期以來